男子自费拍摄抗战纪录片 从旧报堆拼凑外公形象

　　冰点特稿·第1065期

　　找呀找呀，找外公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

　　在深圳26年，胡锐颖越来越跟不上这座城市的节奏。

　　他赶上了深圳“最好的时代”。1992年邓小平在深圳国贸大厦顶层发表“南方谈话”时，他在不远处的深圳大学读大二。往后的日子里，深南大道“过一段就变个样”，郊区成了“核心商圈”，摩天大楼的制高点从160米，刷新到了600米。

　　他是“崇商重商”的潮汕人，每隔几年，身边就会有同学朋友变成“CEO”或者“大老板”。

　　在这个崇尚务实和效率的城市，几乎所有人都在追赶深圳的变化，他却埋头往回走。他辞掉国企的工作，放弃自己正在壮大的生意，终日泡在图书馆，研究历史。

　　如今在45岁的年纪，他所有的成就，不过是堆满屋子的旧报纸、旧杂志和一些博客里阅读率只有三位数的文章。今年7月，他自费拍摄的一部关于抗战时期“永安大轰炸”的纪录片《永安浩劫》在某门户网站上线。这个前后耗费了6年时间的片子，评论数一直停留在16条。

　　他一直努力寻找他的外公，一个生活在抗战时期的年轻人。

　　自2000年开始，胡锐颖从一些老人缓慢的讲述里，从散发着尘土味的旧报堆里，一点点拼凑出外公的形象。他发现外公是个“民国报人”，在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代，与众多著名或非著名的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在炮火和各种漩涡中走到时代的前沿。

　　他和外公，两个时代的年轻人，一个向前，一个向后。他们几乎素不相识，但通过血脉和某种精神上的联系，等待着最终的相遇。

　　一

　　大学毕业后，胡锐颖到了深圳一家国营外贸企业工作。那时他总能听到蛇口“开山”的炮声，在靠近深圳湾的地方，曾经的小山包变成了连片的工业区和堆满集装箱的货场。也正是他毕业那年，14岁的深圳特区超越百年上海，首次成为中国外贸出口总额最高的城市。

　　他所在的企业也赶上了这趟快车，“是当时深圳最有名的几家外贸公司之一。”他因此过上了不少人羡慕的生活：收入体面，生活安逸，“轻轻松松就能把钱挣了”。

　　“下班不是去酒吧，就是去打保龄球。”胡锐颖回忆那段日子，“时间久了，感觉整个人都很空虚。”

　　往后的几年，他升职、涨薪，一切都像父母期许的那样。只不过，他的生活依然一成未变，也一眼望不到边。

　　1999年，他忽然接到外公去世的消息。可对他来说，“外公”几乎没在他生活中出现过。失去了远在上海的外公，“不过是失去了一个陌生的亲人”。

　　这条消息甚至没有激起他生活的一丝波澜，他很快就忘掉了这件事，生活平静如常。

　　直到母亲从上海奔丧回来，带回了外公唯一的遗物——一本《老报人忆〈东南日报〉》。他才发现自己的外公竟然是民国时期的一个报人，和胡健中、钟沛璋、查良镛(金庸)等人的名字出现在一起。

　　这个小时候就喜欢家里书架上那本《民国人物传》，历史课本翻得“都快散架”的年轻人一开始只是出于好奇，他想搞清楚外公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

　　只是连他都没想到，在广州孙中山文献馆那些早就发黄变脆的旧书报里看到外公的名字时，他竟然有种“浑身像过电一样”的感觉。

　　那是他从没有过的喜悦，“感觉自己扒开一段历史，而且这段历史还和自己有联系。”

　　在他找到的资料里，外公的名字“蔡力行”，最早出现在汕头《岭东民国日报》上。那年他只有16岁，因为家道中落，还在读初二的蔡力行被迫辍学。他在报社找了份谋生的工作，成了当时汕头两个最年轻的记者之一。

　　这是蔡力行第一次离家，迎接他的却是一个乱世。那是1932年，广东虽然太平，但东北三省全部沦陷。同年上海守军遭到日军袭击，“一·二八事变”爆发。

　　通过报纸，这个16岁的少年与发生在远方的战事联系起来。那时他的父亲刚刚去世不久，他只能通过微薄的工资勉强糊口，虽然物质极度匮乏，他仍然满怀激情，谈论战争局势，发表救亡文章。

　　这些“连家人都不知道的往事”，都是胡锐颖在全国各地图书馆的角落里发掘出的。他很快就迷恋上了这种感觉，几乎把所有空闲时间都花在搜集外公的资料上。当时工作不用坐班的他，“一周至少花3天时间在这件事上。”

　　那时中国刚刚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贸行业正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发展。胡锐颖却变得越来越慢，他可以待在图书馆里一整天“一动不动”。他扎进旧纸堆里，朝着那段历史越走越深，任凭外面的世界变化有多快。

　　有时他也会跟别人谈论起这些事情，可“每次都会被当成外星人”。他发现，离历史越近，就离自己的时代越远。

　　二

　　1934年到南京后，蔡力行负责“中国学生生活社”总社的工作。他很快就接办了生活社的《学生生活》月刊，他主编的第一期杂志，就出版了革新号——学生救国运动特辑。

　　在卷首语《革新的话》中，蔡力行写道：“我们青年是未来社会的推进机，是未来国家的主人翁，对挽救世界危机、复兴中华民族，责无旁贷。”

　　在蔡力行的主持下，这份青年杂志从一个内部刊物，变得活跃激进起来。从国内的抗战局势，到国际的政坛变幻，杂志都有涵盖。相比16岁时在汕头当小记者，此时的蔡力行已经拥有了更大的舞台，更加宽阔的眼光，也更靠近那个时代的最前沿。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胡锐颖用这句古诗来形容外公的气质，“他们那代年轻人，书生论政，忧虑中国的出路，以家国为己任，血脉贲张而无惧无悔。”

　　1937年，川甘豫三省连遭水、旱、火灾，灾情惨重。学生生活社发表呼吁书，代表灾民向海内外各界募捐救济。

　　同年7月，蔡力行调任粤汉铁路南段管理局指导员，负责广州、曲江等站。他从南京沿长江逆流而上，船到汉口时“七七事变”爆发。卢沟桥上的战火瞬间点燃了他的情绪，在船上他高呼政府应立即对日宣战，全国各界要团结抗战到底。

　　就这样，因为北方战事吃紧，他成了当时中国众多南迁知识分子中的一个。而他的目的地广州，也很快成了抗日救亡运动的文化中心之一。

　　直到今日，广州还保存着大量抗战时期的文献。因此广州成了胡锐颖最常光顾的城市。

　　除了广州，他还常年往返于上海、福州、杭州、北京等地，在这些城市的图书馆里搜集外公的资料。为了节省时间，他时常早上带着两块面包进馆，直到闭馆时才出来。老报纸不能复印，他把报纸摊到桌子上，站起身用相机一张张拍下来，一拍就是一整天。

　　他要经常去图书馆的特藏室，翻阅民国时期的旧报纸、旧杂志。几乎每次打开，就会发现上面落满厚厚一层灰尘。因为气味大，他总是一边翻报纸一边捏鼻子，灰尘就会进入鼻腔。十几年下来，他因此患上了过敏性鼻炎。再去图书馆，他就会戴上口罩。

　　最疯狂的时候，他几乎“整天都在做这些事”。他甚至在公司办公室里整理旧报纸，有次被老板撞见，“吓得半死”。后来他干脆在国企改革中辞掉工作，利用更自由的时间研究历史。

　　每到一个城市，哪怕是一座小县城，他先去的就是当地的图书馆和档案馆。他甚至跑去古玩市场，用半个月的工资买回三张旧报纸。

　　他曾从一个民间收藏爱好者手中，花了1000块钱买下了对方整套的《申报》拍照版。回家后他把照片铺了整个屋子，逐字逐句研究。

　　为了搜集《大公报》资料，他曾跑到南开大学，找学生借了图书馆密码才看到。

　　在中山大学图书馆，他找到了一本名叫《民族革命》的小册子。这是全国图书馆保存的孤本，从书柜里取下来时，这本经历70年战火和浩劫的小书已经残缺不全。

　　那是1938年年初，外公在广州创办的刊物。当时“七七事变”爆发不到半年，北平、天津、上海相继沦陷，全国多地告急。刚刚在广州安顿妥当，外公就创办了这份半月刊。他在第一卷第一期发表了《关于政治动员诸问题》，呼吁各界联合抗战。

　　翻开这本小册子，胡锐颖惊讶地发现，在同一期，外公还转载了共产国际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统一运动》一文。虽然当时正值国共合作蜜月期，但这样的言论依旧“危险”，无异于公开承认这份刊物的“左倾”立场。

　　除了自己办报，蔡力行还在各大报纸发表时政文章。当时《救亡日报》在广州复刊，这份由郭沫若任社长，夏衍任总编辑的报纸，带着明显的红色基因，蔡力行被邀请为报纸的特约时论撰述。

　　胡锐颖还记得，第一次看到《肃清一切黑暗势力》《巩固抗战统一战线》等文章下面，署名是“蔡力行”时，他怔了半天，捏着报纸的手不知在空中停了多久才放下。

　　后来胡锐颖去中山市的展览馆，看到很多当时有名的“左派”人物都出现在《救亡日报》里。

　　“他是个复杂的人，他左派的朋友和右派的朋友一样多。”在追寻外公多年后，胡锐颖这样评价，“他没有坚定的政治立场，有时甚至会左右摇摆，但他始终都把救亡图存、民族复兴当成第一要务。”

　　“人的一生是个矛盾的结合体，并非单一的脸谱化、神圣化、或妖魔化，在那些惯于套用简单的公式来评价历史人物的观点覆盖下，某些真实的历史长期错误地被表述着，被掩盖着。”在一篇博客里，胡锐颖写道。“真实历史总会比单纯想象更加复杂吊诡，精彩纷呈。”

　　胡锐颖说他要做的，就是“走出空洞抽象以至虚妄的概念，还原其真实而笃定的内核”。

　　三

　　外公的前半生一直在随着战况不断迁徙。广州沦陷后，他先后辗转到江西玉山、广东南雄工作。在玉山时，他认识了同事的表妹，然后与这个同在异乡的上海姑娘相恋，结婚。

　　在南雄时，外公创办了一份名叫《民生日报》的报纸。当时很多著名作家如林觉夫(秦牧)、范长江、程沧波等人都为该报撰文，号称“华南文化界生力军”“新闻纸中的手榴弹”。

　　胡锐颖曾找到一个外公在南雄时的老同事，这位老人保存过一份报纸的合订本。抗战那几年不管多么艰难，他都把它带在身上，四处辗转。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位老人去了国家税务局，后来在审查中，他把这份合订本上交了。

　　这是胡锐颖听到的关于这份报纸的最后消息，它从此消失不见了。如今他只能从当年在广东出版的各大刊物里面，看到《民生日报》的一些广告。从档案馆里，看到几张印着“民生日报社长蔡力行”的名片。以此证明，它确实存在过。

　　搜集的资料越多，与外公相关的人和事也越多。这条寻踪之路的起点，就是从一位老人开始的。这位老人与外公是同乡、同学，两人一起离家，一起办报。他们无数次在战火中逃向了不同的方向，但总能在一些历史的节点重新相遇。

　　这位老人给了胡锐颖很多老报人的地址，胡锐颖就一封一封地写信。有些信收到了回音，大部分信石沉大海。他根据回信提供的线索，再去图书馆找资料，资料再牵出一大批人和事，外公的一生就这样慢慢地“由点连成线，由线织成了面”。

　　他曾在福州一位老人家的客厅里睡了一个多月。

　　“那时正是冬天，晚上只有四五度，老人家客厅又是木沙发，我每天就盖张毯子睡在上面，整个人冻得说不好话。”那段时间，胡锐颖晚上跟老人聊天，第二天白天就去图书馆查资料。

　　也正是在外公老朋友的讲述中，他听到外公因为“左倾”，被国民党开除党籍的消息。为了确认这条信息，他找到当年的《中央党务日报》。早年的图书馆资料还没有电子版，需要自己一点点查找。

　　他整整花了一个月时间，逐行逐字把几十斤重的旧报纸翻完。终于在一期报纸中找到了外公的名字，后面附了几个字：“创办左倾刊物，发表荒谬言论。”

　　当时杭州已经沦陷，金华成为浙江的文化中心。经友人介绍，蔡力行进入《东南日报》金华总社工作。不到两月，浙赣战役爆发，金华失守，报社分两路撤到了丽水、江山。外公随即被派往丽水，在丽水分社做了总主笔。

　　对《东南日报》来说，那是一段不断迁徙的历史。日军进犯的速度远超他们的想象，往往报社刚刚安顿好，就又要收拾行装，匆忙上路。

　　外公在分社创刊一周年的一篇纪念文章里回忆，当年日本人都快到丽水时，报社还没来得及反应，最后大家都仓皇逃跑。外公动用自己的关系先借来一辆疏散转车，一大帮人坐车跑到一个渡口，却发现后面有追兵，前面却没有船。

　　“军事紧张的时候，要渡一道河谈何容易，南京广州汉口失陷的时候，有很多人为了抢渡溺毙在河里。所以虽然有车可搭，也只好望洋兴叹。幸喜又遇现任云和县县长潘一尘兄，他答应我们乘其渡船过河。”外公在文章里写道。

　　这个细节在胡锐颖采访一个《东南日报》老报人的时候被证实。这位老人不断感叹蔡力行的人脉关系，“救了我们的命”。

　　当时报社大部分的人员和物资器械都集中在江山分社，日军逼近时，他们却没有交通工具撤退。万分紧急中，外公接到了社长的电话，请他帮忙。

　　这一次，外公找到一位老朋友，借来40辆卡车，帮助报社南迁福建。

　　就这样，外公通过自己左右两派的人脉关系，成功帮助报社同仁和物资脱离险境。

　　在报社南迁过程中，为了躲避日军轰炸，车队选择经仙霞古道入闽。从江山转移到福建蒲城，再坐船到建阳，最后乘车到南平，前后历经两个多月。一路上日军飞机轰炸，700多人里有70多人死在路上。所幸报社物资损失较轻，只有少数印刷机、白报纸遭毁。

　　这段迁徙史被这群报人写进了《＜东南日报＞南迁流亡史》。有人记录了它的惨痛：“敌机来时，除了把污泥当棉被卧下去以外，没有一个地方可以躲避。大家眼睁睁望着机枪子弹啄啄地落在稻田里，溅起一朵朵水花。”

　　也有人能从中寻找到乐趣。他们诗意地写道：“尽管白天敌机在头上，夜间蚊蚋如雷，大家在旅途中，仍能眠食相安，甘苦与共。沿路一峰一树，都做了我们游伴中的宾客，每一个陌生的驿站，也都成了我们行程中的临时别墅。”

　　1949年，报社的物资又经历一次征程。只是，这一次它们没有了之前的好运气，太平轮上这批物资伴随着他们承载的历史，一起沉入了海底。

　　四

　　蔡力行没有随报社迁往南平，他被派到当时福建的战时省会永安，受任《东南日报》驻永安特派员兼办事处主任。

　　几十年后，胡锐颖来到永安寻找外公的足迹。在这个过程中，他认识了“中国民间对日索赔第一人”高熊飞。

　　1943年11月4日，日军空袭了永安县城，高熊飞和母亲在这次空袭中失去了各自的右臂。那时外公也在永安。

　　他和高熊飞商量后，决定把永安的这段历史做成纪录片，搬上银幕。

　　胡锐颖当时已经从国企辞职，自己做起了外贸生意，“再不济一年也能赚几十万元”。

　　“有段时间我在广州的布市做纺织生意，那里商人每天都盯着顾客，哪怕是一分钱也要盘算着怎么赚来。我在那个市场里，看着来往的人群，耳朵里全是讨价还价的声音，但我还是想着外公的那些事，有种时空错乱的感觉。”胡锐颖清楚这不是他想要的感觉，2007年时，他关掉自己的门店，背上背包，成了一个专职的“民间历史研究者”。

　　经人介绍，他在深圳大学找到了一位老师，做他的纪录片导演。

　　在纪录片导演郭海涛的印象里，胡锐颖没有45岁的人常有的沉稳，看起来更像一个风风火火的小伙子。无论到哪里，胡锐颖都会背着一个双肩包。书是里面永远不会少的东西。

　　只要有机会坐下来，他就会把话题引到历史上，然后滔滔不绝。

　　郭海涛还记得第一次见到胡锐颖时的情形。那时郭海涛要求看一下关于“永安浩劫”的资料，以便评估片子的可行性。第二天，胡锐颖就出现在了他的办公室楼下。

　　“他推辆自行车，后面挂了个大袋子，里面满满都是文档。”郭海涛把手臂张开，比画出袋子的大小，“每一张纸上都贴有标签，重要的内容还会折起来。”

　　本来完全没有看上这个题材的郭海涛一下就被胡锐颖震住了，“在深圳，身边的人都在讲究投资回报，没想到在这种地方还能有这么纯粹坚持自己热爱的人。”

　　他们一起坐火车去福建永安，几个小时的车程，“全在听他一个人在讲沿途的历史。”

　　有次郭海涛和胡锐颖去一家很有名的餐馆吃饭，饭菜还没上来，胡锐颖就“进入状态”了。“最后我们都吃完了，他自己的一点都没动，还在手舞足蹈地讲历史。”

　　郭海涛和他一起去过一次中山大学，看到那些名人雕像，他会“朝圣”一样跑过去。不顾周围人的眼光，兴奋地列出大师们的种种成就。

　　去年，这个已经44岁的中年男人终于如愿考上了中山大学历史系的硕士研究生。他说很多同学都找不到研究选题，但他的选题多到不知道要先做哪一个才好。最多的时候，他“一个月发了三篇课程报告”。

　　在郭海涛看来，胡锐颖就像是这个时代的“痴人”。他自费拍纪录片，前后花了30多万元。他放弃所有事业，仅凭之前的积蓄“全职”寻访外公的过去，发现躺在某些角落里的历史。

　　“他有那个时代青年身上的天真和理想主义。”在与胡锐颖合作两年后，郭海涛如此评价这位朋友。

　　五

　　在永安市博物馆，胡锐颖找到的关于“永安大轰炸”的资料十分有限。

　　为了找到亲历当年大轰炸的老人，胡锐颖和纪录片导演郭海涛在当地老人聚集唱歌的地方广播，告诉他们摄制组在招募当年大轰炸的亲历者。

　　他们本来对这次招募不抱什么期望，但第二天一大早，在约定好的市博物馆门前，十几位老人早就等在那里，其中几个是从几十公里的乡下坐公交车特意赶来。

　　“他们也没想到会有人还想知道这些事，即便对自己的家人，几十年来他们也很少讲起那段经历。”在拍摄时，郭海涛发现不少老人都流下了眼泪。

　　有老人记得，防空警报响起时，爸爸把一家人聚在一起，告诉他们抓紧逃命，“能活一个赚一个”。轰炸结束后，防空洞里一片漆黑，爸爸开始逐个点名，大哥二哥小妹都答应了，叫到妈妈时，却没有了声响。

　　“我们都不说话了，知道妈妈不在了。防空洞里谁也看不到谁，就听到有哭声。”这个老人对着镜头，牙齿已经掉光，放声大哭起来。

　　也有人记得轰炸开始时，自家的3头牛吓得钻到水田，“牛都怕”。

　　还有老人记得飞机俯冲下来时尖利的呼啸声，“飞机冲着头顶飞了下来，扔下几颗水桶粗的炸弹就又飞上去了。”轰炸结束后，这个老人看到家门前的小溪里，躺的全是尸体，溪水都被染成了红色。

　　“什么叫血流成河，这就叫血流成河，你没见过真的不能理解那种惨状。”老人对当时的情形记忆深刻，他告诉胡锐颖，这么多年他们没机会说这些，也没人愿意听。

　　“如果那些亲历这场灾难的人都去世了，史料记载又少，这段历史不就这样消失了么？”胡锐颖说，“历史是人的历史，个体的经历也应该被记录。”

　　大轰炸时，外公蔡力行一家住在永安城南门口附近幸免于难。轰炸结束后，蔡力行发现一位朋友全家大人悉数遇难，就将他们两个无人照顾的女儿抱回家抚养。

　　东南战事吃紧时，日军又在西南地区发动湘桂战役，当时留在桂林的大批文化人需要撤退。蔡力行在报上看到著名电影导演蔡楚生、著名进步作家张天翼贫病交迫的消息，又知道著名进步作家王鲁彦、木刻家万思不幸逝世家属生活困难的情况。决定由《联合周报》出面组织募捐，发起了“援助贫病作家运动”。

　　轰炸次年，他在永安创办了《联合周报》。因为经常邀请茅盾、黎烈文、金仲华等当时鼎鼎大名的人物为报纸写稿，成为东南地区颇具影响力的一份报纸。

　　六

　　纪录片上线后，胡锐颖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能尽快“告一段落”。她清楚“历史不应该忘记”，但看到儿子“在该当老师的时候，当了学生”，还整天做些“没用的事”，也担心儿子被这个时代甩开。

　　在母亲的记忆里，只要每次提及过去的事，父亲蔡力行就会向她摆手，“都过去了，就不要再说了。”

　　但她曾听亲戚讲过，在金华时，一次父亲和家人正在茶楼上吃饭，看到刚从浙赣战役前线撤下来，打了败仗的部队。他径直走下楼，站到部队前方，“发表了一番激昂的演讲”。

　　“他向战士介绍国家的形势，鼓励他们不要气馁，要他们相信中国一定会胜利。”这是母亲告诉胡锐颖关于外公的，为数不多的事迹之一。

　　抗战胜利后，1947年，经时任中国农工民主党主席章伯钧介绍，蔡力行加入中国民主同盟。

　　外公与章伯钧、覃子豪合编的《现代新闻》周刊创刊号发行，著名民主人士沈钧儒、罗隆基、马寅初等发表大量政治论文，最终成为中国民主同盟的机关报。

　　在上世纪50年代的“三反五反”中，外公因为制糖卖糖，被以“投机倒把”的罪名关进了监狱。从此他就在中国的文化界和出版界消失了，一恍就是24年。

　　胡锐颖的两个舅舅也因为“成分”问题，一个上山下乡到新疆，一个被分配到了安徽的钢铁厂。胡锐颖在搜集外公的资料时，曾去看望过两个舅舅。

　　他还记得一个舅舅拿出自己当年的高考志愿单，泛着霉味的纸上字迹已经模糊，但依旧能看出第一志愿栏里的“复旦大学”。舅舅告诉他这本来该是他的大学，却因为自己的父亲“成分不好”，最终分到了安徽的一所大学，然后永远回不了上海。

　　两个舅舅都不愿再提父亲的往事，很不理解外甥为什么要揭他们的伤疤。“都是过去的事了，说这些还有意思？”

　　“文革”期间，外公的一个妹妹去监狱看望他。当时外公正在接受劳动改造，与猪住在一起，妹妹把蒸好的肉包子递给他，不小心掉到了地上。猪跑过来衔住包子，外公掰开猪嘴，从里面掏出包子，放进自己嘴里大口吞了下去。

　　1979年，蔡力行重获自由。

　　上世纪90年代，那时蔡力行已经进入耄耋之年。他写了一篇文章解释。

　　“我们当初参加救亡运动，只是为了民族的生存，人民的解放，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遑论什么得失利害。现在快要走完这一条历尽荆棘的人生道路，还有什么值得计较呢？”他在文章中写道。

　　外公出狱后的生活凄惨，为了生存他做过羊毛衫和室内装修的生意，但最终都没有成功。晚年时，他在上海的楼道和电线杆上贴牛皮癣广告。

　　终于在一天夜里10时，他在贴电线杆广告时，被一辆出租车撞倒身亡。医生解剖了他的尸体，告诉他的家人，“死者82岁的器官，就像年轻人一样。”

　　胡锐颖也觉得自己越来越年轻。实际上，寻找外公17年来，他已经从一个27岁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45岁的中年人。

　　“一个人不知道自己的爷爷是谁是一件可悲的事情。”他在外公去世10周年时写道。

　　现在他终于看懂了外公的一生，“他曾经是抗战中流的精英知识分子，是民主革命时代的铁笔文人，也是十里洋场里富于创造性思维的出版商人。”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历史血脉的延续。”在不断追寻的过程中，有无数次的瞬间，他感觉到自己与外公精神相通。

　　1983年，出狱后的外公自18岁离家后，第一次回到汕头老家。胡锐颖对此记忆深刻，当年12岁的他听到上海来的外婆叫他“小鬼”，汕头却没有这种叫法。那是他唯一一次见到外公。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记者 杨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