男子创办临终关怀医院 30年温暖送走4万名临终者

李伟和他的“初恋情人”黑奶奶回忆“甜蜜往事”。

　　生命尽头的握手

　　握手，按字面理解，是手与手的结合。但在某种程度上，它也是心与心的沟通。

　　在临终关怀医院这个死神经常降临的特殊场所里，医护人员、志愿者、家属和临终者之间的每一次握手，都在无声地传递着情感、诉说着故事。

　　这些故事，或温暖或感动，或无奈或悲伤，或孤独或遗憾。常常口未开，心已达。它们关乎生命，关乎尊严，关乎亲情与陪伴，关乎爱心与文明。

董伟握着一位临终老人的手。皮肤的接触，能让老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善意的谎言

　　有点不敢相信，这是一家临终关怀医院。

　　推开砖红色的栅栏门，绕过篆刻着“松堂”两个字的巨石，映入眼帘的是一个中式古典园林的景观：红柱灰瓦、雕梁画栋，亭台楼阁和假山流水间，点缀着鱼池和佛像。空气里弥漫着燃香的味道。抄写着经文的彩色布块，悬挂在建筑之间横空拉起的绳子上，像是一片片彩云。

　　有人说，这是八宝山的前一站。几乎每天都有人从这里，走向生命的尽头。可走进医院主楼，既没有刺鼻的消毒水味，也没有衰败的气息，有的只是干净整洁的走廊，温暖柔和的光线，以及每个病房门口的墙上都挂着的橘黄色“爱心小屋”标牌。

　　只有当你踏入病房，看见干瘦虚弱的老人在病床上沉沉昏睡，窗台上的绿植在茂盛生长时，你才会看到生命流逝的踪影；只有当你听见白发苍苍的老者在病痛中呻吟，穿着白大褂的护士在轻声叮嘱时，你才会听到时间嘀嗒的声响。

　　第3次来到松堂关怀医院，才终于见到了它的创办人兼院长李伟。前两次，他都在外地出差。眼前的他，穿着浅蓝碎花衬衣、黑色西裤，古铜色的皮肤，一双浓眉下，两眼炯炯有神。68岁的他伸出宽大厚实的手与记者握手，寒暄后进入正题。

　　自1987年成立以来，这个中国第一家临终关怀医院，送走的临终者近4万名。年纪最小的只有15天，寿命最长的是103岁。他们情况不一，有的是癌症晚期，有的饱受病痛折磨，有的因为失能常年卧床，有的属于自然衰老。但他们大多是医院认为“已失去医疗价值”、正处于生命末期的人。

　　临终关怀给他们的，不是治疗疾病或延长生命，也不是加速死亡，而是“尽可能减轻他们的痛苦及其他的身体不适症状，让每个生命都带着尊严离开”。

　　李伟说，在松堂，有个不成文的规定，当亲友不在身边，老人离开时，医护人员一定要紧紧握住他们的手，“让他们走的时候，不感到孤独”。

　　这个规定与李伟近50年前的一次亲身经历有关。那是1968年，高中毕业的他到内蒙古农村插队当赤脚医生。他的病人里，有一位患晚期肝癌的老知识分子，被下放到农村教书，村里的人都叫他张老师。在张老师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李伟陪伴、照料着。

　　知道自己大限将至，张老师却始终有个心结未解。“他们都管我叫‘牛鬼蛇神’，连‘人’的称号都没有，死后我要到哪儿去呢？”张老师的话音里充满了悲哀。

　　看着眼眶盈满泪水的张老师，李伟只能使劲地握着他的手，安慰他，“我马上就去公社找领导，让他们给您平反。”

　　第二天，端着粥，来到张老师面前，看到他期盼的眼神，李伟撒了谎。“他们都说您不是坏人，要恢复您‘人’的称号。”

　　话音刚落，张老师停在空中接碗的手，突然紧紧攥住了李伟的胳膊。当天夜里，张老师含笑离世。

　　在认识张老师之前，李伟从未想过生命会如何终结，也不知道为何而活。一句善意的谎言、一个温暖的握手，慰藉了遭受磨难的张老师，也让李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

　　19年后的1987年，他在北京创立了国内第一所临终关怀医院。

　　“就不放手”

　　金奶奶去世时正好是100岁。2010年刚来时，她脾气火爆、排斥别人，医护人员都觉得她很难接近。

　　那会儿，董伟刚当上行政护士长。每次查房时，她都会厚着脸皮，搬个小板凳坐在金奶奶身旁。也不管她同不同意，董伟就拉过她的手，攥在自己手里。

　　金奶奶不住地往后缩手。她反而一脸高兴，“就不放手，就不放手”。她还会故意去逗金奶奶，向她做鬼脸，“金金，笑一笑，笑一笑”。

　　回忆起这些细节时，36岁的董伟坐在记者的对面，模仿着当时的口吻和语气，不时挥舞着胳膊，露出孩子似的顽皮和淘气。

　　不过，对于董伟的热情，金奶奶一开始是拒绝的。她会用另一只手打人，有时还会朝董伟吐唾沫。

　　但董伟没有放弃。在经历了很多次“被拒绝”后，突然有一天，董伟去握她的手时，她不再往回缩，反而把另一只手也放进了董伟的手里。

　　董伟知道，她的努力，终于没白费，“她接受我了”。

　　不只是金奶奶，刚来松堂时，很多老人都有抵触情绪。有的害怕陌生的环境，一时难以接受；有的以为自己被孩子抛弃了，内心沮丧。

　　据董伟观察，每一位初来乍到的老人，适应期在7到15天之间。“老人入院就像孩子入托”，董伟说，得想办法让他们适应新的环境。而通过握手，能迅速拉近与老人之间的距离，让他们感受到温暖和善意。

　　同样是护士长，55岁的李淑梅主管医疗，3年前来到松堂。

　　在此之前，她在北京另一家医院当护士长。平时还得照顾家里70多岁的公公。公公得了小脑萎缩症，生活不能自理。夫妻两人轮流照顾，虽有些吃力，也还能兼顾。

　　不料，2013年5月，李淑梅的丈夫尿血。去医院一检查，肾癌。2014年5月，癌细胞转移到肺部，丈夫也丧失了自理能力。

　　没办法，她只好将公公送到北京的一家养老院。可养老院没有专业医疗支持，一出问题就得送医院。到了晚上，养老院一个区就一个护工值班，根本照顾不过来。

　　在家照顾，有心无力；送去医院，医院不收；在养老院呢，又缺乏专业护理。看了一圈，李淑梅最终找到了松堂关怀医院。来这儿“考察”了3次后，她决定换工作，并把家搬到了医院附近。

　　打动她的，有很多。

　　第一个就是，这里有24小时的生活护理，每天有100多名护理员给老人喂水、喂饭、按摩、擦澡、清洁尿便、换洗衣物……此外，还有专业的医疗支持，临终心理关怀，允许家属陪护和随时探望以及拥有一支庞大的志愿者队伍。

　　在北京，像松堂这样提供临终关怀的医院有30多家，床位在2000张左右。无论规模大小，基本都是满床状态，入住需要提前预约。松堂不在医保范围内，每个月来咨询的就有200多个，更别提其它的医保定点医院。有些老人甚至在等待入住的过程中就去世了。

　　全国的养老形势更严峻。数据显示，截至2015年底，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超过2.22亿，各类养老床位却只有672.7万张。也就是说，每千名老人拥有的养老床位仅有30.3张。其中，失能、半失能老人大约是4063万人，可全国的临终关怀机构只有200余家，而且绝大多数在大城市，中小城市和乡村几乎空白。

　　李淑梅本想着等工作稳定些，就把公公接到松堂。结果，还没等她实施，老人就在一个夜晚离开了人世，直到第二天才被发现。

　　而这，恰恰是李伟希望能够避免发生的。在建立松堂关怀医院10多年后，他对10713个病例的原始记录进行统计后发现，当人的生命品质从出现不可逆转的衰落到生命终结，平均周期是280天。而新生命在妈妈的子宫里孕育恰好也是280天。

　　奇妙的巧合。

　　“当一个人生命衰老了、行为不能自理了、思维减退了，我们都叫他老小孩。”李伟说，这个老小孩不能再回到妈妈的子宫里。社会应该给他们提供一个“子宫”，让他们感受到最后的呵护和关爱。

　　哄老人开心

　　尽管已近古稀之年，李伟依然每天忙碌。只要在北京，他每天都会去病房里转转，和老人们聊聊天，一起唱歌，听听他们的心愿。

　　在这里，他有很多身份。他是黑奶奶的“初恋情人”，是王奶奶的“丈夫”，是李奶奶的“儿子”。

　　这天，他转到了3楼的一间病房，来看望93岁的黑奶奶。虽然头发早已全白，牙齿掉光了，行走也不方便，但一看到李伟出现，黑奶奶就满脸笑容地朝他招手，眸子里闪着光。

　　李伟走近病床，俯下身子，温柔地看着黑奶奶，和她回忆起“甜蜜的过往”。

　　“你忘记了吗？我还送过你一根钢笔。”黑奶奶用手比划着。

　　“哪能忘了？钢笔特别好使。”李伟用手轻轻地摩挲着黑奶奶的手。皮肤的接触，能让老人感受到温暖和关怀。

　　黑奶奶是位脑萎缩患者，已分不清幻想和现实。来到医院后，因为李伟常常和她聊天，她就把李伟当成了自己的初恋情人。李伟没有去纠正她，反而以初恋的身份，听她絮叨那些深埋在记忆深处的往事。

　　在生命的暮年，因为疾病，有的老人思维衰退，有的活在自己的记忆里，有的还会出现幻觉和幻听现象。

　　很多家属不懂，以为老人发了疯，要么制止，要么不理会。结果往往是，子女抱怨，老人委屈，双方都不开心。渐渐地，老人不愿和外界沟通。而不沟通，对老人，尤其是患有脑萎缩的老人来说，意味着衰老更快降临。

　　“只要没有伤害性，为什么不顺着老人，让老人开心呢？”李伟说，只有进入老人的世界，才能与他们进行交流。只要是病人需要的角色，他都可以扮演。

　　在李伟看来，对于临终期的老人来说，心理上的关怀远远比医疗上的护理更重要。他们更需要被尊重，希望获得外界的认可和赞赏。

　　在李伟的示范下，医院里的护士们也学会了如何哄老人开心。

　　“王华银小朋友，你在干嘛呀？”“老宝贝，有没有想我？”“美女，你怎么越来越漂亮了？”……

　　只要董伟一进门，原本安静的老人，立马就活跃了起来。即使是对那些常年卧床的老人，她也会摸摸他们的脸，握握他们的手。“虽然是植物人，但你能感受到他们在回拽你。他们也渴望有人关心。”

　　有一回，董伟来到一张病床前，她很习惯地问候：“老宝贝，昨晚做什么梦？有没有梦到我啊？”

　　“我梦见你了。”老奶奶开心地笑了。

　　老奶奶的儿子坐在床边，一脸生气。“你怎么能叫我妈‘老宝贝’呢？你是谁啊？我找你们院长投诉。”

　　“不好意思，我习惯了。”董伟解释道，“您先别生气。您先看看您母亲，她高不高兴？”

　　“你别说人家。我就喜欢她这样叫我。”老奶奶对儿子说道。

　　儿子在这儿待了一上午，和老人家没聊上几句话。 “怎么你一句话，她就乐了？” 他很纳闷。

　　“她已经这么大年纪，不要别的东西了。就喜欢听得舒服。她们那代人，谁敢叫她美女、宝贝啊？这是她们一辈子没有享受过的。”董伟说完，鼓励那个儿子也试试。

　　儿子还有点难为情，喊了声“美女”。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没想到他母亲立即就回复了，“哎！干嘛呀？”

　　最后一刻来临

　　“我们要活120岁。”

　　几个金色大字，刻在松堂院子的白墙上，几分乐观，又有几分俏皮。白墙旁的凉亭里，几个老人坐在轮椅上聊着天。

　　每天上午9点，下午3点，只要天气允许，护士、护理员都会准时用轮椅把能推出来的病人，推到医院的院子里，享受大自然的空气和阳光。

　　在生命的尽头，很多老人会恐惧。有的在被问到想活多少年时，会鼓圆了眼睛，声嘶力竭地喊：“我要活1000岁”；有的则老怀疑护士没给他打针，只有打疼了，他的心里才踏实；还有的，对死亡讳莫如深，一旦有人冒犯，就大发脾气。

　　陪伴是最好的解药。

　　吕奶奶退休前是警察学校的老师，住进医院时，因为脑萎缩已经出现了幻听幻觉。她有个孙子，因为经常在外出差，不能常来看她。吕奶奶就老找董伟，想给孙子打电话，有时一天要打好几个。

　　董伟知道她的孙子忙，不可能天天接她的电话。为了不让吕奶奶伤心，她就让几个志愿者陪奶奶演戏。

　　“喂，孙子，你什么时候来啊？”

　　“奶奶，我过几天就放假了。放假了，就去看你。”“孙子”在电话那头回道。

　　“好的。说话算话啊。”吕奶奶挂完电话，迈着小碎步，一脸高兴，“打通了。他过几天就来看我。”

　　作为行政护士长，董伟要负责各种具体事务，有时候一忙起来，就有点顾不上。有的老人会跟她抱怨，“你太忙了。我看你在走廊走来走去的。我老撑着头看玻璃窗，就想你怎么还不进来看看我，跟我说句话呢？”

　　董伟既愧疚，又无可奈何。

　　2014年的一天，吕奶奶突然生病。董伟赶去看望时，吕奶奶边吸着氧，边孩子般撒娇，“小董，你来啦？我生病了，我害怕。”

　　董伟安慰她，“奶奶不怕。有医生护士，输3天液准好。”

　　正聊着，医院广播响起：“董护，请到213病房。董护，请到213病房。”

　　董伟正准备离开，吕奶奶突然抓住她的手，“小董，你再陪我一会儿好吗？我害怕。”

　　“不怕不怕，我很快就回来。”等董伟忙完再回到病房时，吕奶奶已经睡着了。她没再打扰，就退出了病房。

　　不承想，这一面竟成了永别。

　　第二天清晨来上班时，同事告诉她，吕奶奶前一夜去世了。听到消息后，董伟强作镇定。到了卫生间，门一关，靠在门板上，泣不成声。

　　“我为什么没有多停留一会儿？我多陪陪她，也许，她就能走得安宁些。”董伟说，生命太脆弱了，不是每一段对话，都有下一次。

　　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什么能帮忙消除孤独和恐惧？郑亚美老人选择请佛教居士朋友临终助念，恽慈老人完成了受洗仪式，“老革命”则坦然地去见了马克思。李伟说，因为有各自的信仰为伴，这些老人走得从容而平静。临终关怀应该尊重每个人的信仰。

　　松堂医院是2001年才搬到现在的地址的。在此之前，曾搬过6次家，几乎都是因为周围小区居民的反对，“他们总觉得临终医院每天都有死亡，晦气、不吉利。”

　　“惧怕死亡，其实是对生命的无知。”李伟说，生命不是一条无休止的射线，而是我们享受的时间线段。每一个人从出生那一刻起，就在走向死亡。

　　而提高生命质量，是延长生命最好的手段。“我们要用重‘死’的观念，来激发‘活’的欲望。”

　　“遗愿清单”

　　走进松堂医院主楼的一层大厅，一个圆环图案很是显目。圆环外圆和内圆之间的部分，由数十张老人的笑脸照片拼凑而成。圆环的左下角是一张心型照，照片里，志愿者的手和老人的手，紧紧相握。

　　在圆环图案的左边，有一个由几百块橘色和红色的方形标牌排列而成的桃心图。标牌上写的，都是在这儿成立了爱心小屋的学校、企业和单位名称。自1990年清华大学在松堂关怀医院成立爱心小屋以来，来松堂的志愿者超过40万人次。

　　每一次有参观者来访，董伟都会带人来看张贞娥。她是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的创立者。18岁时因病瘫痪，她已经在床上躺了58年，2010年来的松堂。

　　见到张贞娥时，她穿着一件整洁的条纹长袖，半盖着被子，正在听广播。瘫痪后，她每天通过广播和电视得知外面发生的一切。

　　她枕头的上方挂着一幅水彩画。张贞娥年轻时喜欢画画，瘫痪后，双手没什么力量，画笔搁置了许多年。董伟知道后，就组织志愿者们“代替张奶奶的手，继续画画”。在张贞娥的床底翻出了一本纪念册和数十张铅笔画，都是志愿者送的。

　　纪念册上，写满了志愿者们的寄语：

　　“张奶奶，与您聊天时，感觉生活又回到了不快不慢、从容自适的节奏。不过分期望，也不过分执念，平和愉悦的心情就在今天。谢谢您。”

　　“奶奶，您是值得我们尊敬的。我从您身上看到了许多闪光点，最爱您乐观的性格，您让我明白了面对生活应有的态度。”

　　一次，一位高中同学来探望张贞娥时说，学校的“红楼”又搬了。“我怎么不知道高中什么时候添了座‘红楼’”，张奶奶心里犯起了嘀咕。“再回母校看看”成了老人的心愿。

　　得知这一情况后，志愿者们回到张奶奶的高中校园，拍遍了校园大大小小的角落，制成了一本精美的图册，交到老人手上。

　　“奶奶，学校的大树依然枝繁叶茂，教会的礼堂依然静谧肃穆，古老的城墙依然写满沧桑，我们替您一一问候它们啦。它们一切都好。也希望您一切安好。”一位志愿者写道。

　　拿到图册，张奶奶一张张抚摸，一张张看，脸上现出甜蜜的表情，仿佛又回到了能蹦能跳的少女时期。

　　80多岁的崔奶奶和郭爷爷是一对老知识分子，一个研究昆虫，一个研究化学。两位老人身体都不太好，奶奶身体浮肿，勉强能坐上轮椅；爷爷小腿萎缩，已经下不了床了。

　　他们最大的心愿，是可以再办一场婚礼。

　　有人准备服装，有人买气球，有人布置病房，为了帮老人实现心愿，志愿者们都忙开了。那天早上，志愿者们把坐在轮椅上、穿着婚纱的崔奶奶推进了郭爷爷的病房。

　　半躺在床上的郭爷爷，歪头看着轮椅上的“新娘”，“年轻时，想着等我们老了，我就骑着三轮车带你环游世界。没想到等真的退休了，三轮车也买好了，我却骑不动了。不过，当时约好了走一辈子，还算是遵守了。”

　　董伟说，婚礼现场，老人朴实的情话，让不少人落下了眼泪。

　　开一场英文版新闻发布会，办一场婚礼，买一台收音机……老人们开出的“遗愿清单”五花八门，有些微小得让人心疼。

　　松堂成立之初，李伟就确立了一条“不让任何一位老人带着遗憾离去”的宗旨。尽管不是所有老人的心愿都能得到满足，但他们一直在努力。

　　陪她一辈子

　　19岁来到松堂时，董伟只是把它当成一份普通的工作。没想到，她在这儿一干就是17年。

　　很多人不理解，包括她父母。“年轻人应该去个有朝气的地方。整天跟老人在一起，能有什么前途？”

　　和父母吵得激烈时，她也曾动摇过。可一到医院，看到这些熟悉的爷爷奶奶，她就又心软了。从小没有老人疼爱的她，很羡慕同龄的孩子。自打来了这儿，她突然有了好多爷爷奶奶。

　　“爱是相互的。”董伟说，你给老人的暮年带去阳光的同时，他们也在用自己的方式，关心着你、守护着你。

　　“小蛋糕，你尝尝。这是我闺女从国外带来的。”每次走到病房，如果正好碰上家人来探望，老人总会往董伟手里塞好吃的。

　　一个家属来医院找董伟说事儿，说话的嗓门大了些。“你干嘛？不能欺负我们护士长。”一位爷爷坐着轮椅过来，一边举起拐棍，一边拉过董伟的手安慰她，“不怕，孩子。谁都不能欺负你。”

　　有时候，老人的方式也让董伟“哭笑不得”。董伟单身的时候，有个刘奶奶操了不少心。无论是她儿女、志愿者，还是来采访的记者，她逢人就说，“我们护士长特别好，你们要给她介绍对象。”

　　“没来的时候，挺害怕的。可一旦进来了，就把这儿当成家了。”25岁的袁文静在这里干了6年。刚开始时，她每天都想着要走；可到后来，她就越来越舍不得了。

　　她和张奶奶的关系最好。遇到生活的烦恼，她会找张奶奶倾诉，张奶奶就开导她；张奶奶身体疼得哭了，就找袁文静诉苦，她就安慰张奶奶。

　　有一年，袁文静生日。张奶奶还特意托人，去外面买了一个生日礼物——一条挂坠。

　　还有一回，她正在医院值班，在走廊看到一个老人。“她找不到自己的床位了。”看见袁文静，这个老人就对着她笑，伸出手去拉她，“人家也不说话，但她认识你，愿意让你带着她”。

　　这是莫大的信任。每次心情不好时，想想这些老人，她就觉得，“很知足了”。

　　董伟也无数次感受过这种信任。金金还在世时，她每天都去给这位满族的老奶奶“请安”。

　　有一次因为太忙，没有去看她。等下午董伟到她病房时，金金低着头，不说话。

　　邻床的刘奶奶告诉董伟，“她等了你一天了。怕你不要她了。”

　　这时，金金突然拉住董伟的手，“你别离开我，陪我一辈子好吗？”

　　董伟的心里咯噔一下，“让一个百岁老人这样惦记你，董伟你何德何能啊？”

　　把金金哄睡后，她回到办公室就在想，“一辈子这3个字，代表着什么？对她们来说，可能就是分分秒秒。”回忆起过往，董伟的眼里泛着泪花。

　　金奶奶病危时，董伟每天都去她病房坐着，给她喂水、擦手。生命弥留之际，金金还把她的手攥得紧紧的。

　　金奶奶是在一个白天走的。家人没来得及赶过来。

　　董伟陪着她，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实现了“陪她一辈子”的承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