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焰的回声：一个北大世家的情怀与命运

　　火焰的回声：一个北大世家的情怀与命运

　　作为政治学家，钱端升与北大的联结密不可分，无论抗战年代、内战岁月抑或1949年之后，几乎所有重要事件和运动，钱端升都以北大教授的身份亲身经历或者被迫卷入，他的一生与北大血肉相连。像命运的安排，多年之后，钱端升的孙辈钱元强同样进入北大，竟然选择了和祖父同样的专业，这个家庭祖孙之间与北大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回响。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刘远航

　　祖父要去见一个老朋友，特意叫钱元强一同前往。那是1983年，钱元强刚刚考上了北京大学。祖父提醒他，把衣服穿好，校徽放正一点。车子开往灯市口，在位于干面胡同的社科院宿舍停下来。老朋友金岳霖八十多岁了，跟祖父的友谊已经持续了半个多世纪，如今看到元强佩戴的北大校徽，心里头高兴，说了很多北大和西南联大的往事。

　　“祖父要让我把校徽戴正，也是因为他心中对北大感情很深，一生很难忘。”回忆起当时的情形，钱元强这样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祖父叫钱端升，是著名的政治学家，在新中国成立后参与制定第一部宪法，也是1982年宪法制定时的顾问。在钱元强的记忆里，自己小时候还觉得祖父有些严厉，长大之后，跟祖父的交流却多了起来，变得亲密很多。用父亲钱大都的话说，这叫“隔代亲”。

　　他陆续了解了很多往事。祖父早年留学美国，在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清华和北大授课，与同样留学英美的知识分子群体往来甚密，曾在抗战爆发后拒绝了政府的任职邀请，决定到西南联大教书授课，担任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和政治学系主任，是名重一时的政治学家。

　　书桌和讲堂如同赖以停靠的避风港，钱端升虽然对政治一直有参与的热情，却一再选择回到学院。学者的身份在他的心中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北京大学的自由传统也与他作为知识分子的独立气质相互映照。

　　钱大都是钱端升的长子，今年82岁。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美国的很多任总统都是来自大学，卸任又回到大学，教授为人师表，也是民主的榜样。他对于成为一位名教授是非常自豪的，也敢于在著述中批评政府。他发表文章所用的一个笔名“德谟”正是取自democracy(民主)的中译“德谟克拉西”。

　　但政治学家也没能避开政治的漩涡。建国之后，钱端升经历了思想的“改造”。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时，他被调离了北京大学，结束了与这所大学长达25年的联结，政治学科也被撤销。虽然心里有些不甘，他还是积极地投入到了新中国的建设之中。然而，在“反右”运动和“文革”浩劫中，他的家庭遭受了很大的磨难。

　　仿佛冥冥之中自有安排，这个家庭在上世纪80年代重新与北京大学结缘。在那个自由精神重新显形的理想时代，钱元强进入了这所崇尚包容与独立的高等院校，并且选择了祖父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政治学科。同时，钱端升也被北大聘为兼职教授。此外，钱元强的研究生导师、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正是40年代钱端升在北大执教时的学生。

　　2006年，钱元强回到北大，目前担任中国政府治理研究中心副主任，专门从事政府治理与企业管理方面的研究。这个家庭祖孙之间与北大完成了一次精神的回响。

　　联大精神的典范

　　钱大都与父亲钱端升长得很像，有着同样瘦削的面庞。他出生于上世纪30年代，父亲开始在西南联大任教的时候，钱大都刚刚两岁，那是1938年。战事吃紧的年月，动乱成为了童年最主要的记忆，那个模糊的背影后来才逐渐变得清晰。

　　日军的空袭扰乱了正常的教学和生活，轰炸最频繁的那段时间，很多教授搬到了昆明的乡下。钱端升一家住在东北郊区的龙头村。同样住在这里的有梁思成和林徽因夫妇，还有金岳霖。早在20年代，他们就经常来往。

　　房子是林徽因设计的，用当地的红泥拌上秸秆，用模子砌成泥砖，垒成墙壁，房顶则是茅草做的。有时候，钱端升会带着孩子去田野里遛弯，两边都是蚕豆花。孩子都太小，父亲很少说起政治和学问，散步的时间也并不多。

　　在钱大都的印象里，父亲钱端升是“忙得不得了的一个人”，事情总是很多，“老是不在家”。龙头村距离西南联大有40里地，很多老师的课都尽量排在了同一天。钱端升教授宪法和近代政治制度，每次去学校，都要花很长的时间在路上，如果课结束得晚，便在学校公舍借宿一晚，第二天才回来。除了要上课，父亲经常出差参加会议。那时候交通不发达，每次去美国出席会议，都要一两个月后才能回家。

　　后来，因为“飞虎队”的空中制衡，昆明逐渐从日军的空袭威胁中解脱出来，钱端升一家搬到了城里，一直没上学的钱大都进入西南联大附小，直接读三年级。学校很小，旁边就是坟堆，孩子们并不在意。钱端升则继续在西南联大授课。

　　作为学者，钱端升给人的第一印象是严谨。他早年留学美国，英文很好。有时候，为了一个译名，他可以花上一个小时跟身边的人讨论，解释词源，罗列名家译法，然后提出自己的想法，并征求身边人的意见。

　　除了教学，钱端升也经常参与学校事务的管理和决策。他是北大法学院院长和政治学系主任，也是几位副教务长之一。北大教务长郑天挺与钱端升往来甚密，日记里常常可以看到钱端升的身影。

　　与此同时，钱端升还是国民参政会参议员。这样的特殊身份让他能够将自己的理想从课堂延伸到庙堂，同时应对官方和校方之间的拉锯，保持教育和学术的独立。这是北京大学一直以来的精神基础，也是西南联大在动乱的战争年月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

　　1939年，罗隆基被中央研究院负责人傅斯年推荐进入北大执教。素来看重教师身份的钱端升担心罗隆基无心教学，会草率应付教书任务，便申请辞去院长和系主任的职务，以示反对。两年之后，罗隆基又因对国民党的激烈批评被校方解雇，钱端升同样感到气愤，又一次扬言要“辞去教授职务，抗议对学术自由明目张胆的亵渎”。

　　“如果政府事事要统制，课程要统制、教材要统制、教授学生的思想要统制，无论统制之人在知识上是否能比得上被统制的人，即使够资格统制的话，也徒然使大学成为一所工厂，或则成为反对分子的秘密活动场所而已。”钱端升在一篇名为《大学往何处去》的文章里这样写道。

　　这篇文章发表在1940年的《今日评论》上。《今日评论》由钱端升发起，联合多位教授和学者，在1939年创立，成为知识分子发声的一个重要平台，对时局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钱端升在这个刊物上发表了大量的文章，内容涉及大学教育、政党体制、抗战策略与建国方案，还有引发广泛讨论的宪政和专制等话题。

　　“作为一个公开的论坛，接纳各种各样的观点，包括编者所厌恶的言论，《今日评论》是思想独立、自由表达、容忍异议的显著典范，而这些原则正是联大的精神基础。”易杜强在其著作《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中这样评价道。

　　五四的回声

　　钱端升留下了许多本日记。在清华预备学校的时候，他曾写过《见闻录》，用的是文言，没有标点符号。在美国读政治学博士的时候，他在国内买的袖珍本子记日记，写的都是英文。20年代，他在清华和北大授课，日记则变成了半文半白的国文，用的是毛笔。到了西南联大时期，语言也变成了更加通俗的汉语，用的是钢笔。

　　直到看了这些日记，钱大都才知道父亲的心境在建国前后的那些年里都经历了怎样的变化。抗战胜利之后，内战和专制的阴影挥之不去，国民政府对于五四精神传统的态度发生转变，教授群体也因之分流。很多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在必要的时刻，决定走出象牙塔，进入到十字街头的抗争中，钱端升便是其中的一位。

　　事实上，早在1919年的时候，还是清华学生的钱端升便参与了游行。1926年“三一八惨案”发生的时候，身为清华教授的钱端升也是游行队伍的一员，受了轻伤。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在其回忆录《杂记赵家》中记下了当时的情形，“我打门进去看见诊所屋内乱得一塌糊涂，血布一地到处都有，顾(淑型)和钱(端升)两个人还未走，脸色还是苍白的，钱还可以说话，而顾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到了1945年11月，国共内战已经打响，和平与民主成为了社会各界的主要诉求。11月25日晚，昆明的大学师生在西南联大举办时事晚会，钱端升和费孝通等四位教授发表演讲，呼吁停止内战，建立联合政府。云南省政府出动军警，钱端升演讲的过程中出现了枪响，但他并没有停下。事后有学生回忆，“这一幕，理应是联大校史上最令人神往的一夜，它让我懂得了什么是人的尊严，什么是知识分子的尊严。”

　　1946年12月，钱端升已经离开昆明，回到北平，任北大校务委员会委员之一。当月发生了驻华美军士兵强奸北大女生沈崇的事件，社会各界群情激奋，政府当局则希望弱化处理。时任北大校长胡适赶回北平，召开校务会议。钱端升等十多位校务委员在会议室里都“低头沉默，一言不发”，以此向胡适施压，让他做出表态。

　　对于五四精神传统的坚持态度是知识分子与官方意识形态进行抗衡的另一种方式。1939年，国共双方同时将5月4日定为了青年节。在团结抗战的大前提下，五四精神所具有的爱国内涵成为了国共认可的基础。但五四精神本身所具有的反叛内核还是让国民政府做出决定，在1942年将青年节与五四脱离开来。

　　钱端升既是五四运动的直接参与者，也是北京大学知识分子群体的代表。1947年，5月4日被定为北大校友的返校节。当时，他接受《大公报》记者的采访，回忆起自己参与1919年学潮时的情形，并表达了对国民政府刻意淡化五四的不满。

　　精神传统的改造

　　钱端升和胡适是相识多年的朋友。所以，2016年，胡适国际研讨会召开的时候，作为孙辈的钱元强决定写一篇论文，呈现1937~1938年间钱端升随同胡适出访美国时的情况，那是民间外交的一次案例。文章的两位主角，一位曾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后来担任北大校长，一位是经历了五四风雨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后来担任北大法学院院长。大厦倾覆之际，他们做出了不同的抉择。1948年12月，胡适决定南下，钱端升则拒绝了国民政府的“抢救”，选择留守北大，等待着新时代的降临。

　　1949年10月1日下午，钱端升以社会科学界代表的身份，登上了天安门的城楼。当晚，他用“欣喜”和“光荣”形容自己的心情。在当年3月给好友费正清的一封信里，钱端升写道，“以一个欲适应变动时代的中国人来说，我衷诚地赞许这新秩序的创造者，虽然我自己……被误解。”

　　误解如影随形。在新中国的意识形态地图中，政治学处于非常尴尬的位置。当年6月，北大法学院组织“新思想新政策研究会”，学习内容包括新民主主义理论、历史唯物论等。不久，钱端升便开了新民主主义论的课程，但据钱大都回忆，其实父亲自己也并没有完全搞懂。

　　1951年，马寅初担任北大校长，响应改造思想的号召，开展北大教员的政治学习运动。9月，周恩来应北大之邀，为京津高校教师作了报告。钱端升听了报告，当晚，他这样记载道，“(报告)历时约四小时，讲批评(与)自我批评对知识分子的好处。我坐车，走路，听讲，均觉疲累。”

　　改造运动的外在要求，与适应新时代的内在焦虑，就这样相互纠缠，不断撕扯，变成外在的高声呼喊，那些疑惑的杂音、痛苦的暗火，都被埋在了寂静的内心深处。

　　当年11月，钱端升跟随中央土地改革工作团到四川大邑县观摩土地改革，回来后，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表示要全盘否定原先的立场，称自己为“旧知识分子”，并且承认犯了多种问题。在公开的表述中，他将反思和检讨的范围扩大到北京大学的精神传统上来，甚至提到了老校长蔡元培。

　　“要承继‘五四’的光荣传统，我们教师们首先应当分清‘五四’运动的革命思想和‘五四’右翼分子的反动思想。我们除了宣布胡适的思想为敌人的思想外，还应该好好地批判蔡元培的思想和这思想所遗留在我们中间的影响。”钱端升这样表示。仅仅10天之后，中共中央印发文件，要求在高校和高中的师生群体中展开思想改造运动，钱端升的这篇文章成为了学习参考的材料。

　　这一年的12月17日是北大校庆日，学校没有举行纪念活动，后来，校庆日改成了5月4日。

　　1952年，改造运动在北大继续深化，“自我检讨”“思想检查”“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等成为了政治生活的主要部分。曾任北大经济系教授兼法学院院长的周炳琳对改造运动的抵触情绪很大，不断作检讨，但总是通不过。钱端升为此专门与校长马寅初一起，去周炳琳的家里看望和开导这位老朋友，帮他改造思想。

　　“人人都要检讨，不检讨过不了关。”钱大都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道。据他回忆，父亲周围的那个圈子里的人“都不说真心话了，说到过去的学术，他们就全然否定自己，然后就是跟着当时的调子说话”。

　　1952年暑假，时任北大法学院院长的钱端升接到任务，负责组建北京政法学院，担任筹备委员会主任，为新中国培养政法方面的人才。北京政法学院即是中国政法大学的前身，最初也在沙滩红楼办学，师资主要来自北大和清华等院校，其中来自北大的教授占了绝大多数。据钱大都回忆，钱端升对于离开北大，心里是有不甘的，而在之后的五年之中，作为院长的钱端升与掌握实权的革命干部之间发生了很多矛盾。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江平在其自述文章中曾经这样回忆，“当时很明显，大家心目中都知道党的领导，钱端升只不过是名义上的院长，实权都在党委的手中。当时党委的一些人，都是从华北革命大学来的一些老干部。所以回来以后，明显感觉到革大的老干部与北大来的这些知识分子之间关系比较紧张，隔阂也比较大。”

　　知识分子和革命干部之间的矛盾在1957年爆发了。这一年，北京政法学院开始了针对官僚主义和宗派主义的整风运动。5月底举行的教授座谈会上，钱端升作了坦率的发言，对学院里的官僚和宗派现象进行了批评。但风向很快发生转变，整风运动演变成了反右运动，钱端升被划为“右派”。

　　钱大都记得，父亲“从一个活动很多、经常见报的人，一下子从公众眼里销声匿迹”，变成了一个“不存在的人”，职务被撤销，只保留政协委员的位子，课堂不让进，连北大的老朋友也不让见。

　　不只对他本人，这场运动也波及到了钱端升的家庭。当时，钱大都还是北京地质学院的一名大学生，临近毕业，被要求与父亲保持距离，并写信揭发。毕业的时候，长子钱大都要离开北京，参加工作，钱端升去送他，在火车站，有很多话，但不能说，他流泪了。

　　同一年，钱端升的幼子钱召南初中毕业，但因为父亲的原因，组织上决定，取消他读大学的资格，派其到天津去开荒，当了十几年的农民。这样的结果同样让钱端升很是难过。在晚年的自述中，他将这段时间称作“检讨不起作用，实事不能求是，呼吁不获同情，妻儿不能幸免的多灾多难的岁月”。

　　1973年，在周恩来的关照下，钱端升从磨难的阴影中脱离出来。钱大都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父亲当时其实可以选择去北大继续任教，但当时他的身体已经很差，家距离北大又很远。更关键的是，经历了那么多思想的风雨和学科的重建，他认为自己已经不再适合讲堂。权衡之下，他选择去外交部担任顾问。

　　旧路新途

　　现在，钱大都已经八十二岁了，左耳听力下降得厉害，腰也不好，跟“文革”期间长时间罚站、被狠抽耳光的那段经历有很大关系。但相比之下，内心遭受过的磨难比身体的伤痕还要更加持久，难以愈合。祖辈和父辈经历了这一切，家里本来并不希望钱元强读文科，以免有“不测风云”。

　　“不是说这代人不关心国家民族，只是连我也有心理阴影。那时候，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但学社会科学的，饭不见得能吃上，还经常会有政治运动。”钱元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然而，家庭的耳濡目染还是让钱元强对政治科学产生了兴趣。记得小时候，祖父去散步，父母让元强也陪着。祖父有时会布置一些作业。有一次，祖父让他写一篇议论文，题目就叫《论秦始皇》。那是1978年，“文革”已经结束，钱元强还在上初中，没怎么学过议论文。正好当时的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来访华，街上人很多，他也去凑热闹。回来之后，因为作业没完成，祖父用镇纸打了他的手心，这让钱元强很难忘。

　　1983年，他还是走上了祖父的“老路”，进入北京大学，成为了国际政治系政治学专业的学生，还积极参加社团活动，做了政治学研究社的社长。他记得，在经历了那么久的动荡之后，读书有了充饥解渴般的效用，等公共汽车的时候，都能见到有人在看书。

　　“文革搞了十年，阶级斗争搞得大家都很压抑，后来也都给平反了，小平搞经济建设，大家都欣欣向荣，社会充满活力。很多人出国了，回来或者告诉你，中西差距太大了，要是不出去看看这一生会后悔。尤其是北大那个风气，非常浓。”钱元强回忆起当时的社会状况，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研究生阶段，钱元强跟着导师赵宝煦，研究方向是当代中国政府，重点是政治体制改革。他觉得，那段时间的中国，其实很像是20世纪一二十年代，也就是祖父上大学的时候，都处在一个激烈变革的时代。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北大有蔡元培，钱元强上大学的时候，校长是丁石孙，同样崇尚包容和自由。

　　对于北大的生活和学风，除了上课和听讲座，钱元强印象最深的是学生之间那种“侃大山”的习惯。他本来住在本科生宿舍，一个关系不错的研究生学长要结婚回家，就提议让钱元强住到他的宿舍里，只有两个人，旁边都是77和78级的师兄。几个宿舍里，天天都高朋满座，经济系、法律系、社会学系以及政治系的同学都会来这里聊天。在钱元强看来，这些老学长的熏陶，对于视野的拓展很有帮助。

　　1990年，钱端升去世。走之前，他留了遗嘱，决定将珍藏的三千多本图书捐赠出去。据钱大都回忆，他写了几个选择，第一个是国家图书馆，第二个就是北大。在钱元强和导师赵宝煦的牵线下，图书最终捐赠给了北大政府管理学院图书馆。后来在钱大都的争取下，这批图书进入北大图书馆，得到了更好的保管。

　　钱元强于上世纪80年代末出国，留学澳大利亚，开拓新的学术思路。“80年代研究的课题到了90年代，我就信心不足，现在中国的政府和世界上的政府相比还有点差别，我们的官员基本上都是学工程的人，干的都是企业家的事情。”钱元强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也正因此，他后来接受的政治学教育更偏重经济金融对政治的影响。

　　在国外待了十年之后，他回到中国，紧跟时代潮流，参与创业，在当时还属于最前沿的互联网企业担任高管，一度做得很大，这对他后来的研究方向也很有帮助。2006年，他又回到了北京大学，在政府管理学院任职。时代在变，钱元强观察到，原本在市场经济勃兴时代感到无所适从的政治学者转变方向，研究经济，而近年来，发达地区已经开始注重政府的公共职能。

　　时代也给这所学校带来了很大的变化。“差别还是很大的，我们那一代人的集体主义和爱国主义更多一点，为国家民族分忧的考虑多一点；现在的学生视野比以前更广了，同时也更务实了，从自己角度出发的东西多一点。这也谈不上好坏，就是一种变化。无论如何，现在的学生还是继承了北大的传统，比如独立思想的能力。”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钱元强常常想起祖父那一代人曾经做过的努力，那些失败与痛苦，都值得一提再提。像是绕了很远的路，钱元强又回到了这片祖父留下很多足迹的精神园地。这个家庭与这所校园之间曾经有过的断裂与撕扯，一度被时代的烟云所遮掩，但精神传统的暗火仍然会透过代际的隔膜，于必要的时刻再次传来回响，为一切赋予新的可能。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钱端升纪念馆提供的帮助)

　　《中国新闻周刊》2018年第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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