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伦，寻访“北京的莫理循”

　　在英伦，寻访“北京的莫理循”

　　莫理循墓正面。栏板中间，刻着北京的莫理循和珍妮的名字。栏板上方，加挂他们的长子伊恩夫妇的碑文。

　　莫理循和他在北京出生的三个儿子

　　大概，我是近百年来第一个来到他的墓地，向他献花的中国人。

　　墓地在英格兰东南小镇西德茅斯的一片公墓里。

　　小镇滨海。碧蓝的大海，白浪轻卷，鹅卵石海滩，红沙岩崖岸，与小镇如茵的绿植和五彩缤纷的鲜花相辉映，沐浴此中，宁静怡然，十分可心。在整洁的小镇上，悠悠漫步的都是银发老人，不见年轻人，也不见非裔亚裔人的面孔。小镇很小，至今不到两万人口，却有四星级酒店、博物馆、老教堂、17世纪的咖啡馆、养老院……这里的民居建筑仍保留着维多利亚时期的风格：粉白的墙，深棕色的苇草屋顶，修剪得整整齐齐，平添了小镇的娇羞和妩媚。

　　他在这里走完生命的最后一程，百年前这小镇就是宜人的休养胜地吗？西德茅斯公墓在一座小山丘的顶上，从那里可以俯视萨尔蔻姆山及河谷。公墓里多数墓都是两平方的单人墓。而有一台特别的墓，在小教堂边，没立十字架，却用典型的汉白玉中国式栏杆围成四平方米的双人墓——与北京的紫禁城、颐和园里常见的栏杆一模一样，莲花头望柱、宝瓶花塞。栏板正中镌刻着：

　　北京的乔治·厄内斯特·莫理循，1862年2月4日—1920年5月30日和他的妻子珍妮，1889年2月11日—1923年6月20日

　　是的，清末民初大名鼎鼎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袁世凯政治顾问莫理循，长眠于此。

　　他的名字，在清末民初的中国政坛，曾经如雷贯耳。他对英国的朋友说“你假如由于什么原因，想打电报到北京给我，‘北京，莫理循博士’这个地址就够了。”

　　他在北京住王府井大街。1914年1月，他写信给朋友说：“它(北京)的主要街道是王府井大街。许多人叫它莫理循大街。我尽自己力所能及，推广这个路名，因为这可以为我的产业做广告，提高它的价值。据说有一家公司打算出价收买我的这块地皮，在那里建造一座‘莫理循大厦’。我的藏书室在过去的八年里大约增大四倍。我现在把我的藏书储存在一座防火的屋宇内，在伦敦劳埃德公司保险25000英镑。”可见当时的情况是，王府井大街上住着著名的“莫理循”，民间约定俗成把它叫做“莫理循大街”——比袁世凯称帝早得多。假如当年王府井大街上的“莫理循大厦”盖起来，是不是也能像六国饭店一样保留下来，成为标志性建筑，北京就永远记住了莫理循了呢。可历史没有“假如”。

　　坊间至今认为，“莫理循大街”的命名，是袁世凯为了奖励莫理循卖力为他称帝造势，下令把王府井大街改名为“莫理循大街”。这实在是冤枉了莫理循。真实情况是，作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一直苦口婆心地劝袁世凯放弃帝制，有他的频繁的书信和多份备忘录为证。他明确告诫袁世凯：“国家正处于严重危难之中。扭转险境的唯一途径，只有明白宣示放弃复辟帝制。”在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后，一位传教士给莫理循写信，夸奖他：“我祝贺你对人类做出了极有价值的贡献。你在我们珍爱的中国大地上，最近的事态演变中，发挥的影响绝非任何人所能做到。愿你的名字，作为从不受他所谓的臣民特别爱戴的皇帝头上摘下皇冠的人，而永垂青史。”

　　可他早已被世人遗忘在了西德茅斯，掩映在萋萋芳草中。倒是他为了研究中国，在王府井大街建立的藏书室里的“莫理循文库”，以35000英镑的价格被日本人买了去，成为中国学术的伤心史。日本人将它扩充成了东洋文库，获得了永生。

　　栏板，也算作墓碑吧，寥寥“北京的莫理循”几个字，是非功过任由世人评说，浓缩了历史长卷书写的万千文字。他去世时，中华民国总统徐世昌送了用兰花扎成的花圈，挽带上写着“满怀感激之情沉痛哀悼”，驻英公使施肇基参加了葬礼。

　　西德茅斯虽然风光旖旎，空气清新，适合他养病，但他没想安息在这里。1918年12月26日，他离开北京，作为中国代表团顾问，参加巴黎和会。他夜以继日地帮助中国代表团修改文件，为中国争取权益。他终于累病了，遵医嘱到英国治病。他一直想回到北京，他的“总统顾问”之职至1922年9月30日才到聘期呢。他的办公室在新华宫，他向朋友介绍说：“在靠近湖边之处，有我一间漂亮的办公室。它与一个小岛隔湖相望。光绪帝自1898年政变以后就被软禁在那里。湖中游着群群野鸭。”1920年5月，在他去世前10天，他给英国驻北京公使朱尔典写信：“由于我已经在北京生活了这么多年，我的产业和利益都在北京，我非常希望能回到那里。”他让妻子前往伦敦办理了返回中国的手续，并安排老管家孙天禄到上海去接他们。他妻子说：“我们确曾希望他能够恢复足够的体力回到他心爱的北京。我想，假如他果真得死，最好是让他死在北京的老家，死在他所深爱的环境和朋友们中间。”

　　莫理循曾经用他一生中最美好的壮年岁月，竭力想把中国政府从长期财政困境中解脱出来。可是中国政府的财政却依然捉襟见肘。他去世后，他的朋友向徐世昌总统申述，中国政府才向他的家属支付了一笔相当于他生前三个月薪水的抚恤金和积欠的薪水。在他去世半年后，珍妮退还了财政部长周自齐开的银行支票：“你昨天开给我的支票已经由盐业银行退回，上面标明‘存款不足’。”财政部长开的支票都不能兑现，当年中国财政状况可见一斑。他出售藏书所得的35000元英镑，投资了中国证券，因中国经济不景气而血本无归。

　　墓碑上还刻着他的妻子珍妮的名字，叙说着他们的爱情故事：

　　1912年，莫理循年满50岁。他辞去了担任17年的《泰晤士报》驻华首席记者的职务，受聘成为袁世凯的政治顾问，也找到了自己的爱情港湾，与年轻的美女秘书珍妮结婚，在他一生的最后8年里享受了无比幸福的家庭生活。他曾在日记中写道：“袁世凯要留我进餐，一一都已准备妥贴，但我的夫人正在等我。袁世凯说：‘你啊，还是个半独立的身子。’”大概中国的君王认为，女人不过是个玩偶，岂有为了女人而拒绝国家大总统宴请的道理。袁世凯不能理解珍妮在莫理循心中的位置是多么重要。

　　珍妮描述了莫理循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极力挣扎睁开眼睛向我微微露出笑容。他死在我的怀抱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我爱你’”。

　　珍妮几乎是为莫理循而活着的。她与莫理循结婚后，生了三个儿子，伊恩、阿拉斯戴尔、科林。莫理循去世时，大儿子才7岁。珍妮在莫理循去世后的三年里，以模范的献身精神，细心整理了莫理循文件、日记、书信，并依莫理循的遗愿，将这些珍贵的资料捐给了澳大利亚国立图书馆。完成这些工作后，她也追随莫理循而去，年仅34岁。她说：“我的生命之光已经熄灭，而我希望同他再相聚的日子。”她灿烂的青春之花、爱情之果，完全附丽于莫理循的生命。

　　西德茅斯莫理循之墓，现在也是他们一家人团聚的地方。围栏上加挂了他们三个儿子和儿媳的墓碑。

　　正面栏板上方写着：

　　伊恩·莫理循，1913年5月31日生于北京，1950年8月12日卒于朝鲜

　　玛丽·莫理循，1909年8月25日生于schattau（捷克某地），1976年5月6日卒于伦敦

　　左边栏板写道：

　　阿拉斯戴尔·莫理循，1915年8月24日生于北京，2009年8月4日卒于堪培拉

　　海达·莫理循，1908年12月13日生于斯图加特（德国城市），1991年12月3日卒于堪培拉

　　右边栏板写着：

　　科林·莫理循，1917年4月21日生于北京，1990年12月31日卒于温彻斯特

　　斯蒂芬妮·莫理循，1911年10月28日生于schattau，2001年2月25日卒于温彻斯特

　　从碑文上可以看出，莫理循的三个儿子都出生在北京，他们都可算是北京人。三个儿子都比夫人年龄小，也许是父母的早逝，他们从小缺失父母的关爱，而年长的夫人能抚平他们童年的创伤，给了他们家的温暖。老大伊恩和老三科林的夫人是亲姐妹。

　　他们三兄弟都在英国剑桥大学受过教育，老大伊恩很早就将眼光投向东方，他曾任中英银公司在上海的代表。28岁时成为《泰晤士报》战地记者。朝鲜战争爆发后，伊恩是第一批出现在前线的记者，不幸触雷殉职。他是韩素音自传体小说《瑰宝》男主人公马克的原型，1955年这部小说被好莱坞改编成电影《生死恋》，并获得了两项奥斯卡奖。

　　老二阿拉斯戴尔从小喜欢禽鸟类动物，这一爱好使他成为了鸟类学家。他在北平与德国摄影师海达相识、相知、相恋、结婚。海达为民国时期的中国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影像，为老照片爱好者所耳熟能详。阿拉斯戴尔长寿，活到了94岁，高兴地看到旅澳画家沈嘉蔚编撰、北京学者窦坤编译、笔者责编的《莫理循眼里的近代中国》、《1910，莫理循中国西北行》图册出版，并为其写序，还出席了在堪培拉举办的首发式。老三科林曾是香港政府的公务员。香港沦陷时当了三年半日军战俘，后被盟军解救。他们三兄弟都再续了莫理循绚丽的中国情缘。

　　帮助寻到莫理循墓的“80后”留英博士黄彧感慨赋七绝《于西德茅斯寻得莫理循墓》一首：

　　百年风雨草芜生，寂寂雕栏念玉京。拂却蓬蒿寻姓氏，谁知曾做御街名。

　　要让真相拂去历史的尘埃。有历史情怀的旅澳侨领孙浩良出资3万澳元，沈嘉蔚请雕塑大师黄河为莫理循塑一尊2.5米高的青铜雕像。孙先生说，铜像塑好后，立在哪，还没想好，时不我待，先行动再说。最适合的地方应该是立在王府井大街。

　　北京是否还记得“北京的莫理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