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陈经验”十五年：基层公权力监督如何更进一步？

　　中新网义乌5月25日电(张斌)十五年前，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在浙江省金华市武义县后陈村创建。这套以村务监督为核心的乡村治理机制被称作“后陈经验”，得到广泛推广。2010年，村务监督制度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

　　5月25日，“后陈经验”诞生十五周年之际，“后陈经验”与基层公权力监督理论研讨会在浙江义乌举行，有关部门领导、专家学者、基层部门代表等与会者就深化拓展“后陈经验”，推进基层清廉建设等展开探讨。

　　“后陈经验”的诞生与扩散

　　中国第一个村务监督委员会的诞生源于一场信任危机：2003年，在累计获得1900万土地征用款的后陈村，由于村干部用财缺乏监督，两任村干部因经济问题被查处，导致村干部一度失去村民信任。此背景下，2004年6月，后陈村村务监督委员会选举产生。

　　“用老百姓的话说，‘以前怕村干部干事，因为一干事就怕村干部捞好处；现在怕村干部不干事，因为全方位的公开让村民有了一笔明白账’。”后陈村党支部书记陈忠武介绍，2004年起，村里每个工程项目、每笔财务收支都要接受监督并公开公示。

　　据了解，十五年来，后陈村保持着“四零”(村干部“零违纪”、村务事项“零上访”、工程建设“零投诉”、不合规支出“零入账”)记录。去年，该村村集体收入达430万元。

　　2005年，浙江印发《关于进一步健全完善村务公开和民主管理制度的通知》，拉开了全国村务监督制度改革序幕。2009年，金华市成为浙江省最早实现村务监督组织全覆盖的地市。

　　“近年来，金华市建成省级民主法治村(社区)106家、巩固率达到100%，村务问题引发的信访件逐年下降，实现了‘后陈经验’与‘基层党建+’的互促共进。”金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郎文荣说。

　　朗文荣介绍，当前，金华正推动基层监督组织与基层监察的有机融合。探索实施对市属国有企业、高校、金融企业的派驻监督工作，推动国家监察延伸到最基层。“以110多家派驻机构、147个乡镇监察办为运行枢纽，以4000多名村务、居务、校务、院务、企务等基层监督组织人员为主体，分层分类组建监察员、联络员、信息员队伍。”

　　随着此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指导意见》，这项源自后陈村的基层公权力监督实践经验正被广泛“扩散”，其标志意义亦更加凸显。

　　基层公权力监督“未来式”

　　“村务监督机制的出现，体现的问题是‘微小’的，也是‘巨大’的。”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大学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李成言认为，“后陈经验”看似简单，但“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对于中国农村发展有着“里程碑”意义。

　　他指出，中国农村历来有“强人”现象，“强势”带头人的出现一方面带动乡村发展，一方面也值得下一步基层公权力监督更多关注，“农村有农村的特点，要敢于正视新问题，推动中国基层公权力得到更好监督。”

　　“基层治理和基层公权力监督必然和监察体制改革发生交集。”中国人民大学反腐败与廉政政策研究中心主任毛昭晖从监察体制改革向基层延伸角度指出，随着监察体制改革中对基层监督对象范围的扩大，需要对监督模式等作出更多探索。

　　“目前，纪检、监察部门办案力度逐渐加大，办案人才出现‘紧缺’。同时，随着监察体制改革的深化，过去解决不了的基层违法犯罪行为得到了更好的制度保障，这同样也是新的挑战。”毛昭晖说。

　　清华大学廉政与治理研究中心主任过勇表示，探讨基层公权力监督，首先须明确“基层公权力”的“行使者”，“从基层自治组织更好行使公权力而言，关键在于设计好自身组织内部的权力架构，发挥权力制约、权力监督作用。”

　　“目前一些地区出现‘村财乡管’，外部监督特别是上级党政机关对基层自治组织的领导监督加大等现象，这反映出基层自治出现的突出问题。未来需要进一步设计好权力架构，发挥好自治组织自身的积极性和主动性。”过勇说。

　　“推动基层公权力监督，最有效的作法就是公开。让基层治理过程中的信息全部在‘阳光’下，才可能压缩腐败空间。”北京科技大学廉政研究中心主任宋伟认为，信息公开的作法，正是后陈村及全国其他农村村务监督工作成功突出的共性经验。

　　据悉，此次活动由金华市委主办，金华市纪委市监委、义乌市委承办。(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