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韩国做白领 他在千岛湖做了九年“中国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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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千岛湖做了九年“中国农民”
琴舟泽，韩国人，这是他的中文名。离开首尔之前，琴舟泽是韩国一家食品公司的财务主管，月薪3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2万元)。一个机缘巧合，他来到了浙江千岛湖。
“以前，怎么会想到会这样呆在这里做农民？”琴舟泽笑着说，他中文很好。在千岛湖做农民已经9年，琴舟泽觉得他赶上了在中国做农民的最好时候，他见证了中国新农村建设的变化，“每一次变化，都让我这个‘农民’内心更加安定。”
好山好水
他决定做农民
汾口镇，位于淳安千岛湖西南，距县城约80分钟车程，县城距离杭州170公里；寺下村，汾口镇再往西，村后的大山和开化、安徽相连。
琴舟泽就住在寺下村。
武强溪边的一栋小房子里，琴舟泽双手端一杯茶给钱报记者——他已经习惯了很多的中国礼仪。
2010年初，琴舟泽体检发现心脏问题。于是，他和中国妻子来到千岛湖休养，“周边走了好几个乡村，太美了。”
他看到千岛湖边，耕作在青山绿水间的农民，辛苦却和美。他心动了，他想留下来，留在千岛湖做农民，“问了很多村民，我的想法更坚定。中国现在的农业政策非常好，只要肯干，就一定能够做一个快乐、幸福的农民。”
最先，他想养猪；后来，又觉得在深山可以养牛；最终，多方调查和朋友帮助下，他选择了种猕猴桃。
“我妻子很爱吃猕猴桃。湖边、山区，昼夜温差大、雨水多，土壤的矿物质很丰富，适合猕猴桃生长。”于是，琴舟泽在汾口镇寺下村租下了120亩地，打算“要种一片金色果园，里面全是猕猴桃”。
“一个韩国人要做中国农民”在附近村庄变成热门话题。然而，这个韩国人首先要面对的现实是：河边风景很好，但都是沙砾碎石，土壤肥力不行，一锄挖下去，锄头弹起来。
两条路：要么放弃，要么培土，“藤架、排水方面，我花了100多万元。为了租这块地，村里、镇里的党员干部帮我协调了好多好多次，怎么能说放就放？”琴舟泽说，但要继续，可能需要花3年以上的时间来培育土壤。
初见花开
终于收获
此时，妻子辞去广州的工作来到寺下村。几乎每天，夫妻俩的主要“农活”都是种草和割草——把平整的地种满杂草，再把长好的草割了放入大池沤肥；然后再种草、割草……三年，日复一日。
2013年的一天傍晚，妻子正在家做饭，琴舟泽快步跑回家，像个孩子一样大喊：“土样合格了，合格了！”果苗终于下地。但五月梅雨、夏日酷暑等考验接连而来。果苗死了一半。
终于，2016年，琴舟泽迎来转机：当年产出的3万斤猕猴桃还没上市，便以35元/斤的价格被预订一空；之后，以有机肥种出的猕猴桃卖到了杭州、上海，还出口销到了韩国、日本、新加坡等地。
2018年，琴舟泽的果园产果30多万斤，销售收入近400万元。
今年尽管雨水偏少，但他依然有20多万斤的产量，预计有近300万元的销售额。
韩国人“琴先生”
在中国做农民是什么感觉
如今，汾口人都知道，要买好吃的猕猴桃，应该去找韩国人琴先生，“他是庄稼好把式，他用心。”
村民改口叫“琴先生”，一是因为佩服人家种好了猕猴桃；二是因为书。几乎每天晚上，他一定捧着有关猕猴挑种植的书——当然，这原本就是他想要的生活，一块田、一本书、一个家。
再有人问琴舟泽“为什么来中国做农民”，他会说“我喜欢种这里的地，因为山水不同”——九年的“中国农民”经历的确让琴先生感受到了中国的“山水不同”，“很多事情和韩国不同”。比如租地。他租的地一半以上是村民的，村集体和汾口镇政府的干部协调、沟通，才让他在短时间里办好手续，租金也让他满意。
琴舟泽现在知道不少中国农业政策。比如，农业用电价格要相对工业供电价格低；再比如，有些还能得到政府的支持和补助，“前几年，我陆续在猕猴桃种植方面投进了很多钱，压力很大。后来，政策帮了我——相关部门根据我的投入，给了我一定的扶持补助。”
琴舟泽说，政策很公平，符合条件的填了材料就行，不用托关系，不是本地人也没关系。
采访中，偶尔会有人来找琴先生，有村民，也有村里、镇里、农业局的干部，“我要特别感谢，他们是真心在给我们服务。”他记得，2016年，跨河大桥改建，大货车才能拉着有机肥进来、装着猕猴桃出去；他记得，经过立项、审批、施工后建成的堤岸马路，保障了他在汛期有路可走……他算过，从2010年至今，各级政府部门工作人员来现场咨询他的次数超过了200次。
琴舟泽就这样融入了中国乡村：遇到相识的人，他会主动打招呼；猕猴桃收获季，他会跟村民分享；农忙时，他也去人家里帮忙干农活；逢年过节，他要给小孩压岁钱、去朋友家里“蹭饭”……“我在中国做农民，很安心很充实，生活的状态也越来越好。”
他说，他这个“中国农民”做得心暖暖的，“我喜欢种地，我喜欢每天都在变化的新的中国乡村。”
本报首席记者 鲍亚飞 文/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