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记者 皮曙初

　　疫情肆虐月余，这是一场同时间赛跑、与病魔较量的“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是对中华民族又一次血与火的考验。“武汉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城市，有全国、有大家的支持，武汉肯定能过关。”在“战疫”关键时刻，84岁的钟南山院士含泪放言。

　　英雄的城市，必有英雄的举动、英雄的人民、英雄的历史。而英雄城市的背后，也必定深藏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坚忍不拔的文明基因。

　　“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

　　武汉号称“百湖之市”。近年来，武汉每以“大江大湖大武汉”为城市荣耀。其实，武汉今天的湖泊，少了很多，也小了很多。位于武昌的沙湖，现在的面积不足历史上的十分之一，原本浩瀚的沙湖之滨，有很多伸向陆地的突触，方言称之为“咀”，也作“嘴”。“岳家嘴”就是其中著名的一个。

　　为什么叫岳家嘴？有学者研究认为，这里曾是南宋著名爱国将领岳飞屯驻和操练水军的地方。公元1134年，岳飞率岳家军首次北伐，收复襄汉六郡，驻节鄂州(即今天武昌)，以这里为军事大本营。直至1140年，岳飞最后一次北伐，大败金军，兵临开封，却遭奸臣构陷，受诏撤军，留下千古遗恨。

　　在武昌驻守7年时间，经历过抗金战役大小无数，岳飞的英雄故事大都与武昌相联系。今日武汉三镇，留下了许多百姓缅怀与崇敬英雄的遗迹。

　　“何日请缨提锐旅，一鞭直渡清河洛。却归来，再续汉阳游，骑黄鹤。”这是岳飞《满江红·登黄鹤楼有感》中的豪迈诗句，是他初入武昌时所作。今天，武汉黄鹤楼公园里有一座岳飞亭和一尊岳飞铜像。岳飞像的背后，就刻着这首词，还有“岳家军大战金兀术”浮雕、“还我河山”石刻，常引游客驻足观瞻。

　　据记载，岳飞亭始于1937年为激励民众抗日斗志而建，至1980年代重修。岳飞亭有长幅楹联：“撼山抑何易，撼军抑何难，愿忠魂常镇荆湖，护持江汉雄风，大业先从三户起；文官不爱钱，武官不怕死，奉谠论复兴家国，留得乾坤正气，新猷端自四维张。”正是这位民族英雄一生忠肝赤胆的写照。

　　岳飞最终没能“直抵黄龙府”，也未能“再续汉阳游”，空将一腔报国志化为“潇潇雨歇”。然而，他“精忠报国”的遗志却成为武汉这座城市世代传承的力量。

　　在武昌东湖风景区南侧，有一座翠绿的小山，状如伏虎，静卧闹市。老武汉人都知道，伏虎山上，有多位辛亥志士长眠于此：刘公、蓝天蔚、蔡济民、刘静庵、孙武、吴兆麟……曾经叱咤风云的豪杰们在这静寂山中沉睡安息。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打响辛亥革命第一枪，敲响了清王朝的丧钟，吹响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号角。这是一场血与火的斗争，无数英雄为之抛头颅洒热血。蔡济民就是其中之一。武昌首义成功后，蔡济民主持军政府决策机构谋略处，掌管军政大事，被称为首义“大总管”。阳夏战争中，蔡济民伴随总司令黄兴左右，每战必亲往督阵，黄兴称之为“鄂中军人之巨擘”。1919年1月28日，蔡济民在湖北利川被川军杀害，年仅33岁。

　　首义之城，更多是无名英雄处处埋忠骨。位于汉口球场路的辛亥首义烈士陵园，园中有6座无名英雄墓，武汉人称之为“六大堆”。6座大冢，埋葬着阳夏保卫战汉口战役中牺牲的4000多名无名烈士。

　　首义枪声打响后，清王朝极度惊惧，急调巡洋舰队和长江水师赶赴武汉，镇压起义，妄图夺回武昌。起义军民同仇敌忾，以3万未经训练之众，在汉口英勇抗击，打响阳夏保卫战。“官佐身先士卒，士兵浴血奋战，工农士商手执利器，亦拼死沙场”。各地敢死队、义勇军、学生军等也纷纷赶来支援。

　　从1911年10月18日出战汉口，到11月27日汉阳失陷，起义军民激战41天，终因敌我力量悬殊而失败，7000多名革命军官兵在汉口阵亡，2000多人在汉阳阵亡。然而，阳夏保卫战极大牵制了清军反扑革命军的主力，为各省独立、脱离清廷统治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在革命军与清军奋战的一个多月时间里，全国十多个省先后宣布独立，关内只剩4省效忠清廷。

　　英雄之城的英雄精神，自此永难磨灭。首义烈士陵园里，正中耸立着一座高达10米的汉白玉大理石“辛亥首义烈士纪念碑”，镌有辛亥老人喻育之1985年撰写的碑文：“河山浩气，星芒失色，英勇悲壮，光炳日月，令树旌碑，永志忠烈。”

　　与灾难搏斗上千年

　　武汉能够成为首义之城，与其独特的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密切相关。两江三镇、九省通衢，早在明朝时期，这里便凭借水陆交通的便利，成为商贸流通的中心。明末清初，汉口镇即与河南朱仙镇、江西景德镇、广东佛山镇并称“四大名镇”。到辛亥革命前夕，已有“东方芝加哥”的美誉。

　　而在岳飞屯兵武昌的时候，汉口并不存在，武昌也叫做鄂州。“鄂州”之前，其建城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三国时期，孙权在此筑夏口城，后来名扬天下的黄鹤楼，就是夏口的军事瞭望台。唐宋之后，中国经济重心南移，这里有龟蛇锁江、扼水陆之要，交通枢纽地位日显。

　　根据历史研究，明朝成化年间，自北而来的汉水连发洪水，使原本就摇摆不定的入江河道，连续溃决，最后一决而下，发生了一次很大的改道，在武昌对面的龟山北面，形成了一个稳固的入江口。汉水入江河道的稳定，为现代武汉两江三镇格局打下了自然基础。“大汉口”自此成了东南西北舟楫帆舻聚散之地，港埠日兴，商贾群集，其生长之势如江边荻芦，一发而不可收。

　　可以说，武汉成于水，兴于江。然而，正是由于两江交汇的特殊地位，武汉三镇一直以来饱受洪水泛滥之苦。武汉的历史，便是一部与洪水相争的艰难史，一部与灾难搏斗的英雄史。

　　在汉口汉江与长江交汇之处，有一座龙王庙，是武汉人战天斗地的历史见证。今天这里已是一处市民亲水游乐的公园，公园内一组百余米长的“武汉1998年抗洪图”浮雕，每每将人们带回22年前那一场声势滔天的斗争中。

　　1998年夏天，长江发生全流域性大洪水，先后出现8次洪峰，宜昌以下360公里江段和洞庭湖、鄱阳湖的水位，长时间超过历史最高记录，九江告急、荆州告急、武汉告急……从7月初开始，武汉关水位持续上涨，汛情跳涨之猛，在武汉防洪史上罕见。8月20日，武汉关水位达到29.43米，逼近历史最高，一江洪水“悬”于700万武汉人头顶之上。

　　在最危险的时刻，人民解放军大规模投入抗洪抢险，30多万人紧急驰援。受洪水威胁最大的湖北省，200多万军民日夜严防死守，他们在最危险地段树起了2000多块“生死牌”，在历次抢险中立下了5000多张“军令状”……

　　龙王庙公园“武汉1998年抗洪图”浮雕中，就有一幅记载着“生死牌”的故事：那年夏天，一块一米多宽的黑板，上面贴一张粉红色宣传纸，立在了武汉龙王庙闸口，“生死牌”三个红色大字和“誓与大堤共存亡”的誓词鲜艳夺目，誓词下面，是16个急匆匆写上的名字。他们是16位共产党员，16位普通的武汉市民。

　　作为百万军民抗洪精神的象征，满腔豪情下匆匆草就的“生死牌”，后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不仅化身为武汉城市精神的符号，更成为中华民族百折不挠文明韧性的生动教材。每当回看“生死牌”，总让人眼前浮现当年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壮阔场景，耳畔犹响严防死守、人在堤在的激昂誓言；也总会让人感慨，有这种无谓生死、敢打敢拼的英雄气概，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有什么艰难的坎迈不过去？

　　这就是武汉这座城市的特点，一次次在洪水等各种灾害中经受磨难，又一次次在与灾难的斗争中奋勇向前。据史料记载，自唐以来，武汉遭受长江重大水灾200余次，汉江重大水灾近50次，每次洪水都是“四乡尽成泽国”。1931年，武汉江汉关水位最高冲到28.28米的高位，武汉三镇“堤防尽溃，人畜漂流”“市镇精华，摧毁殆尽”，水淹三镇百余天，汉口闹市汪洋一片，中山路水深四五米，63万人失去家园，3600余人失去生命。

　　1954年，也是一次全流域大洪水，当年8月18日，武汉关水位上涨到29.73米，较之1931年高出1.45米，是有水文纪录以来的历史最高值。那年夏天，武汉几乎全民抗洪，青壮年劳力全部顶上，28万抗洪大军日夜守候在大堤上。历时100天，百年不遇的长江特大洪水终于屈服。

　　有胆气自可“不服周”

　　地理位置造就了武汉人的文化性格，赋予武汉市兼容并蓄的城市品格。历来，人们对武汉人褒贬不一，有说“码头文化”的，有说“市井文化”的，有说“性情暴烈”的，有说“天性率真”的……这与其沟通南北、贯穿东西的通衢属性自是分不开的。

　　从考古学研究上看，“最早的武汉”——早商时期的盘龙城，就已经呈现出明显的多元文化特征，体现了远古时期长江黄河两大流域文明的融合化。而唐宋之后的“大汉口”，更是四方八处文化汇合的产物。汉口本无“城”，从一片荒滩、竹篱茅舍到负贩络绎、商贾辐辏，靠的就是千帆万桨之所至。

　　“大码头”造就“大武汉”。在很多人的心目中，一根扁担、一碗热干面是老汉口的形象符号，而粗门大嗓、风风火火也是老武汉人给人的标准印象。这些形象与符号的背后，其实是一幅幅大码头上人声鼎沸、急急匆匆、物贸丰盈的生动场景。也正因为如此，武汉人才既有“市井”“市侩”“汉骂”“夹生”等文化品评，也有“为人直爽”“恩怨分明”等性格特征。

　　虽然褒贬不一，但“不服周”“不信邪”却是对武汉人的共识。武汉人接受了来自各方面的文化元素，为他们建立起强大的自信。武汉人不仅要与洪水作旷日持久的搏斗，还要年年与酷热的炎夏斗争数月，这也带给他们足够的胆气，让他们在即便陆地行舟之时，也能泰然处之。

　　作家池莉曾写道：“武汉这个城市实在是皮实，也实在是有趣。1931年的洪水扫荡之后一个来月，按说正是喘息之际，武汉市的城市生活却热烈地照常进行。”

　　“不服周”“不信邪”是武汉人的口头禅，大概是不服气、不甘心的意思。“不服周”的说法，一些学者认为源于两周之时的楚人。考古发掘和历史研究表明，楚人在周代创造的文明堪称辉煌，丝绸、青铜、音乐、哲学等都达到极高的境界。虽然受封为周王室的子爵，但楚人并不服气，于是自封为王。楚人的这种胆气与豪气，在周王室谓之荆蛮，在楚人自己却是一种文化基因，融入了湖北和武汉人的血脉。

　　1946年7月，著名的爱国民主人士李公朴在昆明遇害。闻一多主持召开追悼会，面对混入的国民党特务，闻一多拍案而起，满腔悲愤地发表了“最后一次讲演”：“反动派，你看见一个倒下去，可也看得见千百个继起的！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我们不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不准备再跨进大门！”

　　当天下午，闻一多就遭到了国民党特务人员的暗杀。

　　武汉大学的樱顶广场一侧，有一座闻一多先生塑像，常有青年学子在这里驻足仰望。闻一多是武汉大学的骄傲，也是武汉和湖北的骄傲。他的身上，不仅弥散着这种“不服周”“不信邪”的英雄之气，更张扬着中华民族数千年来威武不屈的精神气节和文明内核。武汉三镇，这样的英雄像、英雄墓、纪念碑不计其数：九女墩、彭刘杨三烈士像、施洋烈士纪念碑、二七烈士纪念碑、北伐军官兵公墓……

　　1938年，日军继攻占南京、徐州后，又集结重兵从东、北两个方向进犯武汉。那时的武汉已担当起中国抗战临时首都的重要角色，一时间，“保卫大武汉”的誓言响彻全国。110万将士在鄂豫皖赣为保卫这座伟大的城市而浴血奋战。从6月到10月，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歼敌25.7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10月，国民政府军决定弃守武汉，武汉市民也抛家弃舍，扶老携幼，转向后方，留下一座空城。

　　“武汉会战”虽然失败，但日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中国军民的抗日战争，从此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相持阶段。“大武汉”又一次以自己的悲壮换得民族抗战的转机。

　　当下的抗疫斗争中，尽管不时可以听到半粗半雅、噼哩啪啦的“汉骂”之声，但自救、互助、志愿的声音更加响亮。全国人民再次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千万武汉市民以“禁足”为代价，数万医护人员“逆行”入武汉、入湖北，正以坚定的必胜信心，打一场“武汉保卫战”“湖北保卫战”。

　　春天已至，油菜花开，荆楚大地正在复苏。武汉胜则湖北胜，湖北胜则全国胜。这场抗疫斗争，再次彰显武汉人的不屈性格，武汉城市的英雄精神，正是数千年来中国人性格、中华民族精神的生动注解。(刊于《半月谈内部版》202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