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个徐则臣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古欣

　　4月的一个冷雨天，徐则臣的散步习惯并没有被天气打断。像往常一样，晚上六点半，他一秒不差地下楼。他住在五环外，北京西北郊，小区附近有个有小公园。白天他曾和《中国新闻周刊》记者约好晚上六点半左右通话，电话接通后，徐则臣解释，下楼时手机揣在兜里，没有及时看到。实际上，他的回复只迟了一分钟。

　　散步让谈话也有了漫游之意。在这次采访临近结束时，徐则臣提到了导师曹文轩，他并没有谈观念或方法，而是回忆起跟曹文轩吃饭的往事。曹文轩习惯比约饭时间提前十分钟到，偶尔不能提前抵达，会发信息告知。“他说的晚一会不是迟到，只是不能提前。” 徐则臣说，就是在这些方面，导师曹文轩影响了自己。

　　2019年10月，徐则臣获得第十届茅盾文学奖。不管徐则臣内心是否在意，他确实是70后作家里第一个拿茅盾文学奖的，这是媒体、还有大众认识他的一个标签。

　　在写作上，他是个早做打算的人。在他的记忆里，决定当作家的那一刻无比清晰，那是大一暑假在图书馆看完张炜的《家族》。他感到震惊，那么遥远的地方竟然有个人和自己想得一样，而且表达得比自己要好。从此，徐则臣的青年生涯紧密地围绕“写作”运转。写小说、办校园刊物、投稿、考北大、办文学论坛左岸，直到毕业后去《人民文学》当编辑。

　　没有岔路。这十年，徐则臣写了两部长篇，一部小长篇，一本童话，一本短篇小说集。“我不算是高产。”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所有写作在业余进行，徐则臣安排着自己的写作节奏，长篇穿插着短篇，小说卡住了就转手写童话。总之，不让自己有闲。

　　刚出版的《北京西郊故事集》就是徐则臣2010到2017年之间完成的短篇小说结集，和长篇的厚重相比，这本讲述京漂青年的小说活泼、放松，仿佛来自另一个徐则臣。

　　屋顶上的北京

　　小时候，徐则臣喜欢爬高，喜欢在屋顶四下里张望。写北漂青年，徐则臣脑海里浮现的也是一群年轻人爬上屋顶的样子。“如果一个人在小巷子里走，他很容易被淹没掉。他站到高处，站到屋顶上的时候，他才感觉是独一个，跟别人区别了开来。”

　　一群年轻人在郊区平房的屋顶支起凳子，打牌、吹牛、喝啤酒，趁着酒劲指着远处的高楼，“早晚有天我要拿下一层。” 到了夜晚，高楼像峡谷，寂静的道路仿佛河床，只有这时候，他们才会想起家乡。站在屋顶上，四下是大片的平房、荒地，更遥远处，是一个更大的北京，荒凉感和站在高处升起的莫名希望交织在一起，底色悲凉，这是京漂青年的普遍情绪，那种“漂泊的，认同感、身份认同和心理认同都没有充分建立起来的、飘忽不定的心态”， 徐则臣很能体会。

　　徐则臣是2002年来的北京，第一批入住北大在万柳新建的研究生公寓。当时万柳只有这一栋楼。四周都是成片的小平房，平房里有他的朋友。高中毕业后，徐则臣从一所大学读到另一所大学，很多朋友四散天涯，打工谋生。一些人来到海淀西北四环，被一种新兴的生意诱惑，他们游荡在北大、人大的门口，拦下路人，问着“哥们，办证吗？”那时，一张假造的北大博士文凭一万块钱。

　　90年代末，中国变成世界工厂，外商和港澳台资企业偏爱有学历的技术工人，大量农村劳动力却连高中都没毕业，假证生意应运而生，徐则臣和小伙伴也神奇地重新被勾连在北京西郊这块土地上。偶尔朋友会找他，让他查一下当时的北大校长的名字，或是把一段文字翻译成英文。

　　徐则臣那时候喜欢买碟，他逐渐结识了卖盗版碟的、刻章的、刷小广告的……刚毕业的徐则臣每月拿1500块工资，房租1100元，经常把麻辣烫当晚餐。他经常和这群朋友吃饭，“就直来直去，大碗喝酒、大块吃肉。” 这些人性格直率、爽快，两顿饭下来，徐则臣就“打入”了他们的生活。“你能想到的人际关系在那个圈子里都有。每个人会形成自己的势力范围，就像收破烂，这个小区该他管，其他人就别进来。”

　　这为徐则臣提供了另一个观察北京的视角。有一件事让他印象深刻。徐则臣的一个朋友刚到海淀不久，某天接到一个电话，让他赶紧过去。到了后才发现是一个女同行被抓，警察让她交代身上搜出的东西，同行怕事，就全推到了这个朋友身上。当时这个被抓的女人已怀孕，朋友就把事情全认了。义气比自由重要，实际地过日子又比尊严、体面需要优先考虑，这中间不同的生存逻辑和情感道义，徐则臣不想评判对错，他只想把活生生的人推出来，让大家看到，“在这个社会上有人这样生活，也可能只能这样生活。”

　　随着复印和打印的普及，一张假证制作越来越便捷，也越来越不值钱，互联网和二维码也让证件伪造越来越容易被识破，这门灰色生意渐渐衰落，这些朋友也相继离开北京。很多人是突然从生活里消失，常常是很久以后，徐则臣接到一串陌生号码，才发现他们已经回到故乡换了电话。这些人和这些事都出现在了徐则臣的小说里。

　　河流、火车、飞机

　　徐则臣1978年出生于江苏东海。他家后面有条河，徐则臣小时候经常拿着一根小草棒，往水里一扔，看着它流走，想着下一秒、一个小时、一天后它会流到哪里。那时他家附近有个军用飞机场，坐在院子里常常能看见飞机从头顶过，“他们是谁？从哪来？到哪去？能坐飞机肯定是大人物。” 徐则臣没事时想着这些 。

　　真正带他去外面世界的是火车，长大后他还对绿皮火车有深厚感情。第一次坐火车他六岁，从县城去连云港，为了看牙。医生用手术刀从他嘴巴里取走一块东西，是他对城市最初的印象。看完牙父亲带他去看大海，他看到轮船在天边只是一小点，没等到轮船靠近就回家了。从那次后，徐则臣就天天盼再坐火车，但这样的机会不多。上高中之前，他连县城都没去过几次。

　　而之后一次乘车经历，则几乎接近一个隐喻。那时徐则臣高一，第一次一个人坐火车，心里很紧张，带了一本《红与黑》护身。车上有个看着傻傻的人，农民模样，从兜里掏出一堆外币说，哎呀，这是什么东西。旁边人说，“外国的钱，很贵的。”“ 那我能不能拿人民币跟你换一点。”很快人们就围着一起抢着换钱。徐则臣在一旁也心动又纠结，最终没换。到了下一站这人下了车，很多人才回过味是受骗了。

　　很多年以后，徐则臣在北大西门外也遇到一个农民模样的人，卷着裤子，穿着黄帮解放鞋，摆摊卖九转香炉，又是一群人围着。徐则臣觉得挺好看，就买了下来，回到家用水冲洗，发现香炉是树脂做的。他一下想到当年那个换钞票的人。这迟来的受骗，似乎暗喻一个青年从小地方到世界去，必然要经历的纠结、害怕和受骗。

　　如今在北京生活了近二十年，北京带给他惊恐感减少了，新奇感减少了。平常在街上溜达，徐则臣找到了老农民在田间地头的感觉。他在北京逐渐有了家庭，有了户口和房子，但却没有想象中的那种强烈的归属感。只有到了国外，那种曾经的惊恐和稀奇才会复苏。这种感受在纽约最鲜明，他形容走在第五大道，“两边的高楼拔地而起，好像楼随时可以倒下来，前面的路不知道走到哪，有点走在惊涛骇浪里的感觉。”

　　这种感觉也出现在《北京西郊故事集》，那些小地方的少年来到大北京后，在屋顶上望见北京的高楼，好像能把人吞没的峡谷。在小说里，徐则臣创造了一个名叫木鱼的少年，木鱼有神经衰弱，平时喜欢跑步，小说就顺着木鱼的视角，写到了工地的民工，地铁上卖唱的、饭店服务员、中关村卖手机的、汽修店维修人员，一个北京郊区世界缓缓铺展开来。而跑步来自徐则臣的真实经历，高二那年他一度神经衰弱，耳朵里各种声音，为了夜晚能入睡，他常常独自去操场跑圈。

　　《阳光灿烂的日子》里也有一群站在屋顶上的青年，他们是王朔笔下的，成长在“文革”中的大院子弟。他们打架、叛逆、宣泄荷尔蒙。在那样的文本里，北京仿佛被历史按了暂停键，充满自由的味道，它是享受着特权的孩子的地盘，故事常常在离长安街不远的地方发生，外交部大院、部队大院、王府井百货大楼、北海公园。二十年之后的徐则臣写的是70后的北京，是一个流动的北京。它远离首都的核心、权力的核心，更加关乎生计，提供着外来者的平民视角。

　　近些年，徐则臣写作的坐标系也随着地理的迁移不断拓展，他常常去海外参加文学活动，参加过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还在爱丁堡驻留写作过。在爱荷华，世界的另一头，徐则臣构思自己的长篇《耶路撒冷》。小说的主人公初平阳因为回老家卖房，和一群少年伙伴重新在家乡相遇。他们中间有成功商人，有不停地转换职业的打工者，有始终没有在北京找到位置的人，也有从事办假证，一度辉煌，最后又重重跌落的人。初平阳本人是一个想去耶路撒冷留学的博士生，耶路撒冷代表某种到世界去的精神指向。

　　其中可以看到徐则臣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为蓝图，书写一代人的精神史。他对世界与家乡关系的看法也愈加辩证，有些人来到世界，扎根下来，而回到老家也不代表完全认同或放弃某种生活与追求，很多时候返回是为了解决过去残留的问题，重新出发。

　　到世界去

　　五年级时，徐则臣把能找到的所有金庸武侠小说看完，就连父亲吊在房梁上的书也取了下来。村里的书常常没头没尾，他看过不少半截的小说。上了初中他才开始接触经典文学， 拿着爷爷给的八块钱走路去镇上的新华书店，左挑右挑，最后挑了本七块九毛五的《三国演义》。他还从高年级同学借来《苔丝》《嘉莉妹妹》《复活》。

　　那时他最喜欢读的是《围城》，说话、写文章都是一股“钱味”。高二那年，徐则臣写过两篇小说，寄了出去，但没有回音。到了大学后，有一阵疯狂迷上鲁迅，写文章追求忧时伤世、沉郁顿挫，直到后来才渐渐发现自己不是那种人，写作也不能因为喜欢哪一种风格就改变自己。他在大学时大量写作，寻找自己的声音。

　　大学毕业后，徐则臣在大学做了两年老师，受不了当辅导员的繁琐事务，文学上也缺少交流的同伴，他决定考北大。等到23岁徐则臣从淮阴辞职来到北京时，他已经在《天涯》《山花》一些重要刊物上发表了一些作品。在北大的这段经历让他建立了问题意识，写小说不仅仅是为了写出一个好故事，而是要解决跟自己切身相关的问题。

　　2003年，徐则臣在北大读研究生，时值SARS，他每天睡到中午，去食堂打饭，看一堆打打杀杀的武侠片，回到宿舍里就开始看书，晚上再出门散一趟步，然后写小说。除了写作，他还跟两个人一起办了一个左岸文学论坛，他是总版主，每天挂在网上，发现好的帖子，就把它们不停顶上去。一些文学朋友就是这样以网名结识，凭对文学的感觉交往，很多年之后才在现实生活里见面。

　　在北大，一个个都是学霸，谈起理论来都一套套的，徐则臣因为写小说，更多时间用来读作品，花在理论上的时间不够，为此一度十分焦虑。还是导师曹文轩鼓励他，重心可以放在小说上，理论的东西知道一点就行了。为了方便读书，他一度从校外的万柳公寓搬回校内，租下校内一个院子里房东加盖的简易房子。毕业后，他辗转过几个小区，都在北大和中关村一带，离他笔下的北京西郊始终不远。

　　儿子出生后，徐则臣搬到了海淀南路，家门口是当代商场。他的《北京西郊故事集》还在继续，有一段时间，“如果大雪封门”这六个字始终出现在他脑子里，挥之不去。那时他常常推着婴儿车，带着儿子在商场里转悠。冬天的时候，商场前有个放广场鸽的小伙，揣着手，脸冻得通红，“一看就是南方人”，徐则臣没跟他说过话，却忍不住想，是什么让他坚持在这里。后来他写了《如果大雪封门》，来自南方的年轻人林慧聪在北京坚持着摇摇欲坠的生活，愿望是看一场真正的大雪。

　　最近他回了一趟“西郊”一带，过去的小平房已经全部拆掉，仿佛过去的贫穷从来不曾存在。搬到西北五环外百望山的徐则臣，家附近有很多回迁户。他开始从更多样的层面观察这座城市。比如，那些老北京是怎么看待这些年的变化，这里面一定有沉痛的故事，再比如那些从北京去海外又回来的人，以及那些从外国来中国的人，又是怎么看待北京。他的视野不断地“到世界去”，对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认同一直保有兴趣，新小说故事放在爱丁堡，借着侦探小说的外壳，讲海外生活的华人的故事。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1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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