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6日上午,贵州铜仁市德江县城关的张先生到县商务局办事,谁知该局仅有一人值班,其他工作人员全都不在。原来,大家都去旅游了!商务局当日的“倾巢旅游”,源自德江县下发的一份支持新景点 “扶阳古城”旅游开发的“红头文件”。(10月21日《广州日报》)
该“红头文件”要求全县干部职工到“扶阳古城”旅游。尽管当地县委书记声称,组织干部职工旅游采取的是一种行政主导下的特殊开发模式,是让广大干部职工认识扶阳文化、宣传扶阳文化,尽管该文件强制要求全县各级各部门主要领导要亲自抓,总负责,确保组团人数不减,但是,公众还是看到了所谓的贵州德江发文要求干部倾巢旅游,纯粹是公权的自娱自乐,是公权自我表演的行为艺术。只不过,如此以来,公权的公共理性已经荡然无存,进入我们视野的“旅游开发”成了一场闹剧。
为什么说红头文件规定干部职工旅游是一种自娱自乐?首先,这是对公众意志的违背。任何纳税人都不可能答应自己供养的政府官员去做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事情,而从社会契约的角度来讲,任何服从公共理性的政府和官员也不会冒着失去公众信任的危险,去做违背公众的事情。但是,从发文要求“公款旅游”,我们可以看出,这不但是在浪费纳税人的钱财,而且在正当性考问上,有着公信力下降之虞。
其次,学者韦伯把权力定义为“将某人之意志强加于别人行为之上的可能性”。在市场上,在讲台上,在晚宴上,在体育活动或科学讨论中,人们均可行使权力。但是,权力必须接受合法性和合理性的衡量,而正是在这点上,贵州德江发文要求干部倾巢旅游无法自圆其说,无法给公众做出合理的解释。
最后,贵州德江发文要求干部倾巢旅游,之所以被笔者认为是一种行为艺术,在于这种公权主导下的旅游已经成了变相的福利,隐藏在其背后的是公共理性的丧失。当你看到政府发文要求公款旅游时,恐怕就不会对政府部门浪费和行政效率低下感到难以理解了,因为这种活动本身就是政府浪费的一个注脚。公共政府一般具有充分实现公共性的良好品质,但拥有公共理性的品质不等于公共理性的实现。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占有德性和使用德性完全是两回事;一个睡着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可以有某种品质,却不做出好的结果。换句话说,公共政府实施行政活动,不仅在于它具有公共理性,更在于其公共理性的行政实践活动中。当政府可以发文明目张胆进行公款旅游时,你能看到任何一点点的公共理性的影子吗?
用红头文件规定干部职工旅游,还表明了当地政府奉行的权力至上理念。在谈及国家与社会关系时,许多学者认为,中国社会的历史是一个国家与社会高度同构的历史,而权力至上的国家主义理念则是其运行的理论支撑。权力至上论以义务为本位,以权力为中心,以国家利益为核心,在国家利益的旗帜下随意处置个人的自由与权利,在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一致的虚幻前提下,强调国家利益至上,其结果是导致国家权力至上,国家权力不受约束,如此一来,用红头文件规定干部职工旅游的出现就是一种必然。
因此,我们既要看到“红头文件”式旅游纯粹是公权自娱自乐,也要警惕权力“行为艺术”表演背后的公共理性缺失。
舒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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