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8月8日，弟弟被抢劫杀害后，因不满贵州水城警方反应“迟钝”，5个兄弟跪在母亲面前哭着发誓，要抓到凶手为弟弟报仇。一年多的时间，他们行程一万多公里，终在广西柳州将杀人疑犯找到。

　　在这条追凶路上，他们经历了什么？见到凶手时是怎样的心情？是什么支撑他们去完成这样一个看起来不可能的任务？

　　- 对话人物

　　代成富　45岁，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的一个农民，在最小的弟弟被人抢劫杀害之后，他与4个兄弟踏上了为弟弟追凶的道路。

　　- 5兄弟追凶经历

　　2007年8月8日

　　贵州六盘水市水城县农民代天云被抢劫杀害，水城县公安局刑警次日展开调查

　　8月16日

　　水城县公安局刑警大队下发了协查通报。代天云的5位哥哥觉得警方那边什么消息都没有，决定自己寻找凶手。此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去过云南、四川、广西、山东等地，远了坐火车，近了坐汽车，周边省就骑摩托

　　2008年9月17日

　　一个朋友打电话给5兄弟，说嫌疑人在柳州一砖厂打工，他们立刻赶往柳州

　　9月23日

　　嫌疑人被5兄弟等人控制带回贵州

　　去年8月8日，在最小的弟弟被人抢劫杀害之后，5个哥哥踏上了追凶之路。他们行程万里，经过一年追查，今年9月在广西柳州的一个砖场，抓到了嫌疑犯并将其带回贵州。

　　代成富是三哥，也是追逃的主要力量。前日，在接受电话采访时，很多听起来辛酸的经历，他总是呵呵一笑，说不苦，因为从小就已经吃过很多苦。他也不认为为兄弟做到的这些是传奇，“没办法，没人帮就只能靠自己”。

　　我们开始悬赏一万元

　　新京报：当时为什么一定要五兄弟自己去抓那个嫌疑犯呢？

　　代成富(以下简称“代”)：当时是没办法。警察那边下发了协查通报后，什么消息都没有，我们不能在家里傻等。去找警察问，他们不给好脸色看。不知道催过多少次了，他们说我们不懂。

　　我们不懂，但是知道杀人偿命，弟弟死了，他们不给我们交代，我们自己要给弟弟一个交代。

　　新京报：茫茫人海，你们怎么找？

　　代：当时前前后后，方圆200公里的土地我们都走遍了。我们开展的是地毯式搜索，每一家摩托车修理店都找，留下电话，让他们帮忙留意。每个村子里，只要有摩托我们就去看。

　　新京报：为什么锁定摩托呢？

　　代：我弟弟的摩托被凶手抢走了，找到摩托就找到了人。

　　去年8月18日，我们看到一个车辙印，就一直跟着到了附近一个庄里，看到了那辆摩托。我们兄弟守住两个路口，召集了很多朋友过去，然后打电话给刑侦队。结果刑侦队过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新京报：他跑了？

　　代：他当时在水田里干活，跑了。后来我们抓住他的时候，他说当时怕被我们打死。其实我们报了警，但是警察过来的时候，已经两个小时后了。

　　新京报：来晚了？

　　代：山路难走，我们理解。等不及，就自己干。我们四处打听嫌疑人的亲友，得到可靠消息后就到那个地方找。

　　我们开始悬赏一万元，后来加到一万五。想好了，如果后来还破不了，就每年加5000元，一直到找到他为止。不管通过什么办法，一定要把这个案子给破了。

　　天天练跑步要跑赢凶手

　　新京报：你们怎么制定追凶方案的？

　　代：我们很注重科学性，想着奥运之前，身份证查得严，他肯定只能在一些不需要身份证的地方。我天天关注贵州的报纸，看看有没有这种线索。

　　方案是兄弟们一起商量的，我小时候特别爱看侦探小说，出的主意多。

　　新京报：你跑过几个省？

　　代：云南、四川、广西、山东。远了坐火车，近了坐汽车，周边省就骑摩托。他没有身份证，我就找那些煤窑、砖窑。

　　新京报：路上会遇到很多危险吧？

　　代：我们农村人有决心，不怕。我死的弟弟很少出门，对路上遇到的事情没有防备，就这样被人杀了。我不一样，很早就开汽车，在周边省转，什么事情都经历过，所以我有经验。

　　为了找人，我们到矿里找活干，看人不在，干两天就走，老板说我们是神经病。在汶川碰到泥石流，路没法走，就背着摩托从地里绕过去。

　　苦也没办法，我们农民，这种条件，靠不得别人。我为了他，做了很多准备。

　　新京报：做了哪些准备？

　　代：这一年，我天天在坡上练跑步，每天最少跑一个小时。现在跑5公里，只用半个小时。我就想着，自己年纪大了，40多岁，凶手只有20多岁，哪天我碰到凶手，一定要跑赢凶手。这一年多，我只穿胶鞋，就怕穿皮鞋看到凶手抓不住他。

　　多告诉一个人就多条线索

　　新京报：你们在路上吃什么？在哪里睡觉？

　　代：有时候在老百姓家里吃，有人听了我的事情感动，不要钱。有时候在小饭馆里吃顿蛋炒饭，有时候就啃点馒头。

　　我有一个雨袋子，白天下雨的时候当雨衣。晚上睡在地上，就裹着它。地特别潮，有时候冻醒了，就起来跑步。跑一会儿，就热乎起来了。

　　新京报：你会跟别人讲你弟弟的事情？

　　代：会。因为大海捞针，没线索，多告诉一个人，就多一条线索。有些人开始瞧不起我们，听了我们的事情，给我们斟酒。

　　新京报：在这期间，最难熬的是什么时候？

　　代：去年冬天，一直到今年三月份之前。冷得睡不着，到处都冻上了冰，摩托车轮胎都得用绳子捆上防滑。最难熬的不是这个，是到他亲戚干活的地方调查时，有的地方几十公里都没有什么人，打手机也没信号，被杀了也没人知道。

　　新京报：这些都可以忍受下来？

　　代：我们长在农村，不在乎吃苦。人啊，苦不死，能冤死。我们当时下这个恒心，就是因为我弟弟他冤。他要是车祸死的，我们不会这样。

　　我身上一直带着凶手的照片，手机里面存着呢。

　　母亲哭着要拿棍子打凶手

　　新京报：听说是今年9月17日，一个朋友打电话给你们，说嫌疑人在柳州一家砖厂打工。你第一眼见到凶手，是什么感觉？

　　代：真是悲喜交加。喜的是我们费了这么大劲，终于找到了。悲的是，不知道当地人让不让我们带走他。

　　新京报：抓到凶手特别高兴吧？

　　代：不是特别高兴，是特别兴奋。我们抓他时，是今年9月23日凌晨两点钟。他在睡觉，我们越过两道门，冲上去把他摁住了。车子倒进来，两公里就到了高速路。

　　后来我们用他手机充电器的绳子，绑了他的手，手机就在他脖子上耷拉着。我们用手机给他兄弟打了个电话，告诉他，“人我们带回贵州了，衣服和工资你给他收好了”。

　　新京报：你们和他在路上谈了些什么？

　　代：我们问他为什么杀我弟弟。他说，从狱里出来(曾因抢劫被判八年)没人看得起他，活着没意思。那天和母亲吵架，出来就想杀一个人。一个卖摩托车的，特别看不起他，他想把他杀了。但是去了两次，那家里都有其他人。最后，他碰到我弟弟，就杀了他。

　　新京报：听他说这些，恨他吗？打他了吗？

　　代：不恨了，事情过去了。把他抓住了，反而不恨了。他再也跑不脱，他得服法。打他干吗？我们不打。

　　说实在的，我弟弟被杀了，说什么的都有。说他在外面得罪人了，现在我们证明了，我弟弟一点错都没有。

　　新京报：把凶手带回了村子里？

　　代：我们把他带到我弟弟家门前，让我家兄弟的小娃看看。孩子拿手在背后戳他。带到我老母亲那儿，她哭着要拿棍子打他，我们拦住了。事情已经出了，我们要是打死他，那是贬低我们的素质。

　　新京报：你觉得凶手是个什么样的人？

　　代：我们其实对凶手没多少看法，他只读了二年级，是个法盲，家里穷得什么都没有。我弟弟出这事情，他跑了，我们从来没找过他母亲，跟他家要钱，我们知道他实在是没钱。

　　我们抓不到还有孩子

　　新京报：很多人觉得你们伟大，自己这么觉得吗？

　　代：伟大？我们是生活上的弱者，是再平凡不过的老百姓，就是不能接受弟弟就这么死了。

　　新京报：可是，也有媒体报道说，你们当地的刑警大队队长表示，追捕犯罪嫌疑人是警方的事，老百姓可以做的是提供线索，协助警方，不提倡自主抓捕这种方式。

　　代：大队长说我们不按程序办事。破不了案，难道我兄弟就该死？没人帮只能靠自己。我们当天把人拉回来就交给大队长，没别的意思，就是希望早点抓住凶手，给弟弟一个交代。

　　新京报：你们有没有想过，一年找不到，两年找不到，以后怎么办？

　　代：这个想过。我们以后背起挎包，全国走，只要饿不死，就接着找。我们这辈人找不到，孩子高中大学毕业了，除了本职工作，第一件事就是找凶手。

　　兄弟、父母，这种血缘关系，谁也改不了。我们不找着，一辈子心不安。

　　新京报：和弟弟感情很好？

　　代：一直感情都很好。父亲打小教育我们要团结，家里兄弟，兄弟的孩子都特别好。

　　弟弟是家里的顶梁柱，勤快善良，我们都出来了，在家乡，父老乡亲的交际都靠他。他一出事，全家都崩溃。我们跪在老母亲面前发誓，一定要找到凶手。

　　新京报：妻子支持你吗？

　　代：去抓凶手时，我夜里4点多去广西，我知道她不愿意，但是不敢说。她不是心疼钱，是怕我出去回不来。

　　也说不上是见义勇为

　　新京报：现在心愿了了吗？

　　代：现在弟媳妇也该再找个人了，我们会帮持她。然后就是等着法院判了。

　　新京报：寻找凶手这一年多，一共花了多少钱？

　　代：杂七杂八加起来总共有8万多吧，大部分是我和老五挣的。我跑大货，他骑摩托，每个月能挣些钱，还有的亲戚给我们寄钱。我们有时一边找凶手，一边用摩托带个人，赚个十块二十，也是钱。

　　新京报：你们觉得这个钱应该谁来付？

　　代：说谁来付，我们也不好意思跟警察要。反正我就想着他们能给点钱，我弟弟还有孩子和媳妇呢。

　　新京报：周围的人怎么评价你们？

　　代：说啥的都有，有人说我们是见义勇为吧。也说不上，那毕竟是我弟弟。

　　新京报：有别的人找你们帮助破案吗？

　　代：有。这个事情出来，有受害者的家属来找我们，希望帮着破案。我们不答应，我们是普通老百姓，不当私人侦探。自己弟弟的事情那是必须管，其他的也帮不上。

　　我们兄弟追凶的事情也不违法，我从来不做违法的事情，就是给弟弟一个交代。

　　□本报记者 张寒 北京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