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日前举行的中国森林城市论坛上,中科院院士蒋有绪呼吁,政府可以考虑对企业甚至排放二氧化碳的市民征收生态税。华南植物园副主任周国逸说,生态税不得不征而且很迫切,在现在企业升级改造过程中,它是一种推力。(11月19日《新快报》)

　　这些年,许多专家学者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吁请过开征生态税。置于节能减排的大背景下,开征生态税有着特定的积极意义。毕竟,生态税有助于引导和约束微观经济主体规范自身的经济行为,实现生态和资源价值的合理补偿。事实上,在现代社会,以税收增减的方式来适时进行社会政策调整,也早就成为公共治理的一种重要表现形式。

　　也就是说,单单就吁请开征生态税本身而言,有其特定的制度理性。问题是,这个建议激起了公众强烈的反感。在这则新闻的后面,许多网友跟帖都用愤怒的言辞表达对这种建议的不满——难道放屁打嗝也要征税?这些专家又是哪个利益集团的说客?生态税本身的制度理性之所以会与公众理性形成强烈的反差,说到底,还是因为长期以来公众承受的“税负”太高了,“税外费”也太高了,减轻税费的诉求长期得不到满足。

　　美国《福布斯》杂志2007年曾发布过一份“全球税负痛苦指数”,中国税负仅次于法国、比利时,名列世界第三。或许有人可以质疑这个“税负”排名的科学性,但是,却不能怀疑现实公众对税负过高与福利较低的生活真实感受。更何况,此前也曾有报道说,在1995-2007年间,政府财政税收年均增长16%,而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年均不过增长8%,这意味着现实就存在着一个极大的可以减税的空间。然而,似乎政府总是可以为征税找到充分的理由,诚如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所说“闻税则喜的政府偏好,加上善于论证加税必要性的专家系统,珠联璧合,就足以推高税量、增加税种了。”

　　正是在这样的语境下,开征生态税的建议,才会令人格外感觉到不爽。诚然,政府征税的目的,是为了使国家机器得以更好运转,使公共服务能得有效提升。问题是,我们有没有以最低廉的收税,来提供最优质的公共服务呢?恐怕很多公众想到的是,一方面一些地方政府的办公大楼越来越豪华了,官员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贪污腐败现象屡见不鲜;另一方面,税负加重让一些企业背上了沉重的包袱,使它们无力实现产业升级与创新,无法快速发展壮大。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强劲寒流来袭之际,拉动内需、促进消费、反哺民生的重要选择,都应该着眼于大规模的减税,通过给普通民众和企业退税,来产生刺激作用,使公众获得过冬的温暖。而在这样的时间节点,建议开征生态税,尽管打着节能减排的旗号,也还是显得很不合时宜。其实,如果政府能够真正从“闻税则喜”的惯性中清醒过来,完成向“见税忧民”的彻底转身,使社会整体税负真正降下来,那样的话,再适时适当地提请开征生态税,才可能会获得公众的理解认同,才会将之真正转化为民生之福祉。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