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有一种反腐研究，是按落马者级别搞一些统计数字。又有一种按年龄进行统计的，似乎是掌握了腐败的某些规律性。然后，把腐败分门别类，总结成几种“惊人现象”或几个“突出问题”，提请“认真解决”。这样的研究价值有多大，值得研究。

　　有一位反腐败专家日前在广州搞讲座，说到九成落马贪官都有情人，甚至有多个贪官共用一个情人的惊人现象。这90%的比例，想必是统计得来的，但这个数据有什么意义呢？也许有人认为，包养情人是官员腐败的原因，反腐就要管住官员的“八小时之外”。有的地方管过一阵子，现在不知效果怎样，反正没了下文。全国官员数以千万计，把他们的“八小时之外”都管起来，不现实。

　　怀疑这个数据的价值，还因为，包养情人跟腐败之间并无必然联系。肯尼迪有情人，密特朗有情人，但并没有发现他们有经济犯罪问题。反过来说，未涉经济犯罪的官员，也有可能包养情人。至于比例多大，数据是无法获取的。预防官员包养情人，并不比预防官员经济犯罪更容易，实际上它更私人化，预防更难。

　　现在又有人大谈“处长现象”，说“处级干部职务犯罪有愈演愈烈之势”，案值动辄上千万元。县处级干部本来就多，不是有人开玩笑说，在北京上厕所时旁边站的都是司局级，处级干部是给司局级跑腿的，人数可想而知。有统计说，2003年至2006年,全国共查处县处级职务犯罪10431人，地厅级763人，省部级29人。各级官员犯事的比例，其实大致符合其职数之比，可能会有出入，但也在合理范围内。县处级机构多，犯事的县处级数量多一些，其实不足为奇。

　　腐败，简言之就是权钱交易、以权谋私。权力是人民授予的，其用途是为人民服务，兴公利。有些掌权者却把它出租给商人们，为其谋取非法利益，而自己坐收租金。有的官员“生活作风”不好，好色，其实还是以权谋私。表现形式不同，归根结底本质则一，即权力不受制约和监督，脱离了人民的掌控。

　　就说最近，矿难和工程事故频仍，豪华政府办公楼接二连三被曝光。可以说，这是中央治权向下传递时发生衰减，地方权力获得放任，变为社会乱象。基层权力也是来自人民，按理应当受到人民的监督和制约。但现在有的地方政治生态失衡，民权不彰，而公权力过度膨胀，正如深圳海事局前党组书记林嘉祥说的，老百姓“算个屁呀”。反腐研究必须直面这些问题，提出改革建议。

　　但有些专家迷失在统计数字里，迷失在对某些比例的好奇中，说某一年龄段容易腐败，某一级别问题突出，某种嗜好特别危险。如果真能发现若干规律，然后顺势而为，反腐防腐，自然是好事一桩。但那些所谓规律，先是被发现，后又陆续被颠覆。反腐研究失去了整体性，变成一溜“专科门诊”，所开“专科药方”也是热闹一阵，无果而终。

　　反腐研究的迷失，在于它没有真诚直面现实，没有提出真问题。跟数字捉迷藏，讲贪官的笑话，以抖内幕、爆猛料吸引注意力，最后连一点理论的趣味都丧失了。所谓研究成果，不仅无益于治道，且通过官民的阵阵笑声消解反腐理性，把反腐大业付之一笑，最终一笑了之。(杨于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