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讨薪不易，但不应走极端。前日，在雨花区法院审理了一起案件，而两名被告人均因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获刑，原因是他们胸口挂了一个假炸药包。

　　2006年10月，湘乡农民工王幼平从武万苗处承包了长沙洞井镇安置小区8栋的泥工工程，后双方因工程款一事产生纠纷，多次调解均未解决。今年6月16 日清晨7时，王幼平将自制的“炸药包”挂在胸前，登上安置小区8栋楼顶，扬言如不支付工程款便引爆炸药。其老乡段新飞则在现场散布王要携带炸药跳楼的信息，一度引起恐慌。

　　随后，长沙警方、消防、120及洞井镇政府工作人员赶到现场处置。在救援人员的组织下，安置小区8栋及周边数栋楼房的住户被紧急疏散，数家饭店、商店被迫停业，数个工地被迫暂时停工。

　　当日下午2时，警方按王幼平的要求支付了46000元后，王离开楼顶，卸下“炸药包”。经公安机关鉴定，“炸药包”中并未含有炸药及火药成分，也未发现雷管，不构成爆炸装置。当天下午，王幼平和段新飞被公安机关以涉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刑拘。7月7日，两人被批捕。

　　11月24日上午，雨花区法院刑事审判庭公开审理此案。庭审中，两人对自己的行为供认不讳，并且有后悔和认罪表现。他们表示，今后如有民事纠纷，一定采取合法、理智、正常的途径解决。

　　法院认为，两名被告人犯罪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应当以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追究其刑事责任，王幼平被判处有期徒刑8个月，段新飞被判处有期徒刑6个月。

　　中南大学法学院刑法学副教授王飞跃博士认为，农民工讨工钱虽然合法合理，但如果采取极端的方式，则要区别对待。被告悬挂假炸药包并散布威胁信息，构成编造虚假恐怖信息罪的要件，与单纯以跳楼作为威胁有质的区别。如果单纯以跳楼作为威胁，那是对生命的一种漠视，但不会造成对社会的危害，如果声称是炸药包，则会造成社会恐慌。

　　王飞跃说，法院对两被告人作出有罪判决是没有问题的。但法院在定罪时，可以考虑农民工讨要工钱这一因素，以及其后果没有造成实际危害，而对其从轻或免于处罚。(潇湘晨报记者 刘俊 通讯员 刘志强 实习生 王小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