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不孝子”因为家贫,把母亲的尸体投入河里,当地公安以其涉嫌“污辱尸体”罪将其刑拘。在我看来,这个做儿子的若是以 “侮辱尸体”入罪,还不如以“污染环境”入罪更靠谱。因为尸体可能污染河流影响公共利益。侮辱尸体的主观目的往往是因为泄恨,如春秋时代伍子胥鞭楚王的尸体。这种泄恨的野蛮行为首先伤害的是死者的亲朋。若不能证明这位做儿子的有经济能力葬母却泄恨抛尸,那就没有“侮辱”的主观故意。

　　中国古代的“二十四孝”故事流传至今,鲁迅先生曾很是驳斥“二十四孝”所代表的孝道观,并非鲁迅不推崇孝道,他奉母至孝有口皆碑。鲁迅先生痛恨的是违背人性的“孝道”,这种“孝道”观的盛行往往有一种荒谬的、不人道的制度做支撑。

　　“二十四孝”中的“卖身葬父”和“郭巨埋儿”,公众很熟悉。董永无钱葬父,卖身为奴;郭巨家贫,刚出生的儿子从老父嘴中夺食,不得已他要把新生儿埋掉。这两个悲惨故事出现了光明的尾巴:他俩都感动了上天,七仙女下凡嫁给奴工董永,男耕女织劳动致富,帮其赎身;郭巨在挖准备埋儿的坑时,挖出了一坛子金元宝,一夜暴富就不需要把儿子埋掉了。

　　中国人朴实厚道,只敢把希望寄托在老天爷身上。但神话毕竟是神话,现实中董永这样的穷光蛋卖十次身,也很难感动某个女子。前两年,有个叫陈易的女孩,发帖愿意卖身救母,最后成了一场闹剧。中国的神话中,平常人处于绝境时,及时救苦救难的一定是神仙或菩萨。因为神话的想象是建立在现实经验基础之上,在传统中国,老百姓从来就不敢指望政府来救苦救难。

　　政府靠不住,只能寄希望于老天,这就是“卖身葬父”和“郭巨埋儿”这类故事鲜亮道德面孔背后的残酷现实,而且历代王朝以及主流意识形态很乐意宣扬这样的道德典范,所谓“家贫出孝子”,政府宁愿花巨资修牌匾旌表董永这样的孝子,也不愿意花钱改善弱势者的生存状况,比如建立一种帮助无钱葬父母者的机制。这两个宣扬孝道的故事,也准确地反映了中国老百姓几千年来艰难的权利保障状况。张晋藩教授概括这种状况是“义务本位,权利等差”。法律维护的不是公平性而是差异性,一个庶民在传统的政治架构下,他首先被强调各种各样的义务,包括缴税包括服兵役包括赡养父母。而其享受的权利则是根据其身份地位一一对应,地位越高享受的权利就越大,反之亦然。底层小民享受的权利小得可怜,而要尽的义务多如牛毛,若不能完成义务,就有法律、道德两把利剑伺候着。

　　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许多山村流行一种陋习,因为粮食有限,为人子者将上了年龄的父母背到山洞中等死。由此可见,“郭巨埋儿”才是非常态,所以千古颂扬。我们能因为这样的陋习就说古代日本人道德败坏?而现代日本的老人群体生活优渥,难道是因为日本人的道德一夜之间变好?显然不是,是整个社会经济发展后,政府做了它该做的事情,花巨资建立了健全的社保体系。管仲在2600多年前就说过 “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严刑峻法是提高不了普通人的道德水准的。

　　(作者十年砍柴,系历史文化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