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6日《人民日报》刊发了一封陕西省宝鸡市金台区龙泉小学四年级小学生李子怡的来信,信里叙述了在父母离婚后,她和母亲被村干部剥夺正常村民一切合法权利的遭遇,恳请有关部门能为她们母女主持公道。信件虽不长,读来却让人十分心痛,也因其“小学生来信”的新闻点而引起公众普遍关注。

　　应该说,李子怡在信件中所叙述的内容,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实在太过平常,假使不是以“小学生来信”这样的方式来倾诉,如果不是刊登在最权威的《人民日报》上,我真的怀疑还会有多少人去关注。因此,网上有人怀疑李子怡的“写信水平”,怀疑她只不过是一个代笔而已,我觉得这样的质疑毫无必要而且没有道理。就算李子怡写这封信,确实得到了大人的帮忙,甚至真的如有人怀疑的那样是“旁边大人说一句她写一句”,那又怎么样呢?只要所叙述的事情是真实的,这封信是不是完全由李子怡写的,又有什么关系呢?

　　我相信,李子怡写这封信时,也许对《人民日报》予以刊登,本身是没有多少信心的。因为她所写的,在每天面对各种大事小情的媒体从业者看来,实在是有点“太不具备新闻要素”了。李子怡的小学生身份,某种意义上是其中惟一的“新闻点”。借用李子怡小学生的身份来引起媒体的关注,无论是本来就有意要这么做,还是纯属无意为之,但我们不得不承认,倘若没有“小学生来信”的新闻点,那么李子怡以及她和母亲所遭遇的故事,断然不会有今天这么多人关注。

　　换句话说,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小学生来信”事实上都已经成为了一种无奈的维权创新。弱者维权一直存在严重的路径依赖问题:要么期待媒体曝光,要么期待贵人相助,要么则只有坚持上访,而正常的法律维权途径对弱者来说,不仅太过狭窄漫长而且尤其昂贵。其中,媒体曝光往往是成本最低且效果相对更明显的一种。但是,天下背负不公的弱者那么多,早已“审丑疲劳”的媒体为什么偏偏关注报道你呢?

　　我曾经说过:使用不停变换的新颖方式来表达陈旧的权益诉求,已经成了无助者抵抗社会集体性的审丑疲劳,唤醒已经沉睡的社会良知,最为有效甚至也是惟一可用的途径。为了吸引媒体眼球,各种无奈的维权创新考验着弱者的维权智慧,这就像周星驰电影里“谁比谁惨”的情节一样,“小强”虽然只是一只虫子,但也毕竟是一个由头。这样的比喻或许很不恰当,但我真的觉得,“小学生来信”其实也是一个“小强”——非此,则自身悲惨的故事根本不能够获取怜悯。

　　曾经有过“跳楼秀”,后来又有过“讨薪新闻发布会”,它们都是无奈的维权创新。不知道,李子怡的“小学生来信”之后,会不会涌现更多的“小学生来信”,甚至“幼儿园小朋友来信”,但我想,越往后被媒体刊登的可能性恐怕越小,而得到公众关注的机会则更将加倍减少了。

　　盛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