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的手机丢了，就在这位丽江市挂职副市长回京主持某论坛的空当儿。不过，“因事件敏感，(北京)市(公安)局立即派人前往调查，数小时后即追回了全部失物，并将嫌疑人控制”。

　　手机失而复得，作为失主的王志实是欣幸。但此案经媒体披露后，警方如此神速破案之举却遭受非议。有公众质疑：假如不是王主持人或王副市长而是普通市民的手机被盗，警方能这般“高度重视”、“多辆警车开赴饭店”、数小时破案吗？

　　北京作为国际大都市，每天不可避免地有治安案件发生，一般而言，手机丢失或被盗在普通公众眼里也属“小菜一碟”，在公安机关的眼里恐怕连立案的资格都够不上，无论如何也不会“高度重视”的。本人也丢过手机，当时虽向警方报了案，但说实话，根本不寄厚望，权当如同“没有丢过自行车的人就不算真正的北京人”，聊以自慰。但是，王志丢了手机竟然成为一起“事件”，的确令公众的内心难以平衡。有关报道称，王志手机丢失之所以成为“敏感事件”，无外两个因素：一是王志的手机里存有央视、新华社同行电话，二是存有丽江当地官员的电话。然而，这两个理由却难以服众。北京的媒体从业人员多了，谁的手机里没存有央视、新华社等众多新闻同行的电话？谁还没有几位官员的电话？级别未必就比丽江领导低。再说，王志现供职云南省，该省某位省委常委的办公电话、手机号码不早在报上公布了吗？也算不上是什么国家机密嘛。

　　以上两个因素实在不能成为“王志手机案”被警方高度重视的理由，说白了，恐怕这仍是名人效应在作祟。正因王志是名人，警方便对这一小小的手机被盗的事儿另眼相看。现实生活中总有一些人、一些部门在追崇名人，遇事给予名人高出普通公众的礼遇或款待。如果是公民个人崇拜某一明星或名人，旁人也无可厚非，但作为掌握公权力的国家机关，追崇明星名人则不可取。因为公权力是公众赋予的，必须服务于国家，服务于公众，公权机关在行使公权力时必须对所有公民一视同仁，绝不能厚此薄彼。

　　如此神速破案，还不禁令人想起几年前成都火车站的盗窃案。一名武警在成都火车站候车厅休息时钱包被偷，随即报案，值勤警察得知被盗人是一名武警后，便掏自家腰包给了武警几百元。凑巧的是，在候车厅，该武警又发现了一个小偷在行窃。该小偷得手后却将两个钱包交给警察，其中一个正是这名武警的。武警感到蹊跷，向有关部门举报，终于揭出了警贼勾结的惊人内幕。

　　“王志手机案”告破，据说嫌疑人是饭店的女员工，此案绝非“警贼勾结”，对此公众不必怀疑。但面对公众的非议和质疑，警方不妨将案件的侦破过程公之于众，以便消除公众的疑虑。对公众而言，也从该案中受受教育，今后一旦谁的手机丢了，也学学王志，看看应该怎样报案才能引起警方的高度重视，怎样才能在数小时内找回自己的手机。 (刘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