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股发行机制需要引入司法干预

　　上周五上证综指收盘2417点，创下一年多以来的新低。外因有西方债务危机的黑天鹅效应，内因有银根紧缩抗通胀等要素，但核心原因是扩容突飞猛进。

　　去年以来，沪深两市首发和增发两项合计募资总额高达14134.497亿元。截至上周末，已有232只新股在今年登陆沪深两市，平均每个交易日上市1.26只新股，如此重负令A股市场除了重心下移别无选择。于是各大媒体都发文诟病A股越穷越生，股民更是唱起了各种版本的股市“长恨歌”。

　　但牢骚归牢骚，“超生游击队”仍我行我素照生不误。中国水电还没消停，陕煤股份又接踵而至，接下来又有中国交建上会，哪个都是募资200亿以上的“胖娃佳”。一大堆超生的孩子有娘生无娘养，只有爹(跌)了。

　　如何管住A股“超生游击队”？首先要扳正扭曲的重融资轻回报价值体系。在A股的制度设计失误之下，多产多生有功的政绩动力扭曲了市场原有的定位，使A股沦为圈钱市，许多企业只融资不回报。要扳正这一现象就要建立上市公司的强制性分红制度，把上市公司给投资者的回报作为再融资的硬指标，以建立起合理有效的市场分配制度，真正落实资本市场的财富效应。同时，应改变原有的供求平衡，市场过热时多发新股，市场过冷时少发或停发新股，实行严格的“计划生育”。

　　扭曲的新股发行价格机制也要扳正。在急功近利的引诱下，创业板的发行“三高”并没有因超生而瘦下来。258家创业板上市公司的平均发行市盈率依然高达66倍，实际超募资金平均达到7.5亿元，这些超募资金通过各种手段变相放高利贷、购买地产和违规使用。同时，超生的上市公司无人管教，报表制假、业绩变脸频频曝光。笔者认为，发行制度改革要引入司法干预：一要大幅提高违法成本；二要建立起股民的民事诉讼制度，把上市公司在信息披露、内幕交易等方面的监管纳入司法制衡的轨道；三要尽快推出直接退市制度，发审委、券商、会计师律师等要实行“连坐”负责制，对明目张胆的上市造假、业绩变脸等行为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苏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