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在台终结蒋家时代 死前仍想两岸统一

　　1979年1月1日，美国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同一天，美国通知台湾即将中止“外交”关系，美国与“中华民国”之间的“共同防御条约”也将废止。

　　这一年，国民党内分裂情势是来到台湾之后最公开的一段时候。5月底，一群上年岁的资深“立法委员”要求终止岛内所谓的“思想污染”，警告说反对派人士已经给台湾的“共产化”开门。右派从他们的观点出发，有理由担心蒋经国和改革派逐步朝向“有管制的自由化”走。借托克维尔的话来说：“威权政府开始改革自己的时候，也就是最危险的时候。”

　　党外力量多元化

　　1979年，康宁祥申请发行的新刊物《八十年代》得到通过。《八十年代》总编辑江春男有心把这份刊物办成温和反对派的论坛。江春男公开宣称，他要避免刺激的文字，走可被接受的批判言辞路线。同年8月，“行政院新闻局”又批准另一位反对派“立法委员”黄信介担任发行人的刊物《美丽岛》。与《八十年代》不同，《美丽岛》走的是“对抗性”、法律边缘策略。党外路线在这个时候开始分歧，一派是康宁祥、江春男等属于主流、温和反对派，一派是新起、比较激进的人士，后来被称为“美丽岛”集团。

　　同时，台湾街头也开始出现油印的刊物，例如《潮流》专门报道反对派活动，以及批评政府的言论。这些刊物虽不逾越“煽动叛乱”、支持“台独”或以“武力推翻政府”的底线。但是批评的内容尖锐，也反映出岛内的言论尺度已有所放宽。蒋经国的改革派部属仍继续和知名的党外人士有个别、非正式的会谈。

　　本省籍的《美丽岛》集团声势最大，普受欢迎，杂志发行量在10至30万份之间，并在全台各县市成立办事处，又主办街头活动。施明德后来在监狱时表示，创办《美丽岛》的目的是“要形成没有党名的政党，主张实行‘国会’全面改选与地方首长改选”。

　　《美丽岛》杂志以纪念世界人权日的名义，申请准予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夜间烛火游行。警备总部以预计会危及社会秩序为由，驳回申请。康宁祥反对进行非法集会，黄信介等人则决定照样办理，不理禁令。《美丽岛》这批人相信，蒋经国不能、也不会利用武力遏制大众表达政治异议。王升和其它情治官员把迫在眉睫的危机向蒋经国提出报告。蒋经国重申他的指示：“在民众骚乱时，警察必须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派到现场的宪兵也不携带武器。”12月10日上午，蒋经国以主席身份在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上发表一篇重要演讲。他昭告780位党代表，1979年“是本党历史上最艰险的一年”。

　　蒋经国长篇演讲的主题是台湾的民主：确认厉行民主宪政是国家政治建设所应走的大道，必将继续向前迈进，决不容许后退。今后当更积极致力于健全民主政治的本质，从发挥公意政治功能、加强法治政治基础、提高责任政治观念三方面同时并进。“重视民权自由的保障，更重视国家社会的安全，使自由不致流于放纵，民主不致流于暴乱，以建立安定的民主政治。”

　　第二天上午，国民党“十一届四中全会”与会人士对于高雄暴乱大为震撼。幸好警方自制，加上暴力大部分是一面倒的情形，初期倒使政府方面普受同情。不仅与国民党有关系的团体谴责暴徒，受尊敬的《自立晚报》与若干党外公职人员也责备暴徒。

　　蒋经国终于决定大举镇压，因为他觉得若非如此，可能会滋生更多暴乱，以致改革的进程失控。蒋经国批准逮捕美丽岛集团首要分子，同时把《美丽岛》及温和的《八十年代》统统停刊。12月14日，情治机关一举抓了黄信介以降100多个反对派带头人士，施明德逃逸后被抓获。

　　1980年3月18日，高雄事件8名被告到军事法庭接受史无前例的公开大审。国际特赦组织及其它人权组织都派出观察员，美国及其它非官方关系之外交官、外国新闻记者也纷纷申请旁听。独立的新闻媒体每天以两、三页全版报道，把反对派的政治观点呈现在800万名读者眼前。被告在庭上陈述，他们一连多天被剥夺睡眠、不停地接受侦讯(新闻界称之为“疲劳轰炸”)之下，才招供认罪。担任他们辩护律师的陈水扁、谢长廷、苏贞昌等都因此案一举成名，成为台湾政治舞台上的风云人物。4月18日，军事法庭裁定所有8名被告叛乱罪名成立。军事法庭原本打算把施明德处以死刑，可是蒋经国传话，“不得有任何人遭处死刑”，“只要他在位就不允许台湾岛上有流血”。军事法庭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林义雄、张俊宏、吕秀莲、陈菊、林弘宣处有期徒刑12年。

　　真正的选举

　　蒋经国在高雄事件之后弹压激进的反对派，显示出他绝不宽容街头暴力。现在，他要展现另一新貌。因美台断交中止的“立法委员”增额选举，定于1980年12月6日恢复举行，反映出蒋经国逐步走向代议民主政治的决心。他对国民党的选务部门交代，即将举办的选举务必民主、干净。他说，国民党“进行改革，不是为了赢得选举，而是在改革的道路上举办选举”。

　　反对阵营的激进派领袖大部分关在牢里，无法参与竞选，可是，他们的家属和辩护律师却披挂上阵，成为候选人。1980年12月的选举活动没有发生重大事故。党外人士在避开诸如主张“台独”、直接抨击蒋家最挑舋性质的题目之外，几乎是畅所欲言，百无禁忌。

　　选举结果可说是蒋经国和他的改革同盟大胜。“立法院”70名增额“立委”选举，反对派人士只当选7席。

　　为了争取民众支持执政党，从1979年开始，政府增加新的民众福利、修订公司法，最低工资由每月67美元调升为84美元，还设置劳工买房贷款项目，大幅增建民众住宅，提高对贫困户的福利赈济等。

　　1980年代初期，台湾的市民社会已经发展到非政治的领域，这种传统的民间社会，集中在家庭、宗亲、宗教、嗜好和工作的范围，这些力量并不包含愿意向政府挑战的团体。消费者文教基金会成立于1980年，动员民众对米价、核能发电等议题关心。地方及全国性的反污染组织也出现，有些强悍的环保组织，如台湾绿色和平组织还跟国际组织串联，互通声息。这期间，劳资纠纷案件激增，反映出早先由国民党及资方主导的工会势力已告衰退。追求民权已经蔚然成风，谁也阻挡不了。

　　在政治改革的起跑在线

　　1983年初的蒋经国，已经行动不便，他告诉医生，走路“像踩在棉花上”，但是他不肯坐轮椅。台北的新闻界此时展现出活力、开放的气象，密切猜测接班问题──在蒋介石时代，这可是前所未闻的事。蒋经国上次住院期间，“总统府秘书长”成立“八人小组”，以防备“总统”不能康复或不能执行职务时，可以实施集体领导。蒋经国对这个动作心里不痛快。他的任期还有一年，要到1984年5月才届满。国民大会将在3月间投票选举他的接班人—“副总统”。蒋经国心里也明白，自己恐怕活不到1990年。

　　1983年，蒋经国认为，由于邓小平推动经济改革和务实外交，大陆将日渐茁壮强大。他告诉同僚：“中国会有伟大的未来前途。”关键在于如何建立一个可行的政治架构。蒋经国对德国《明镜周刊》就说：“让大陆与台湾、新加坡的繁荣、开放社会多接触，将可导引大陆往类似方向演变。重建一个自由、民主、统一的中国，既不是梦想，也不是幻想。”

　　1984年10月，居住美国的作家江南(原名刘宜良)因写了对蒋家颇有冒犯的《蒋经国传》，被台湾情治机关连手黑社会杀害，“江南命案”震惊了世界。而种种迹象表明，蒋经国的儿子蒋孝武是幕后的参与者。刘宜良命案之后，蒋经国不再信赖情治机关，孝勇变成父亲的亲信，每星期2和星期5要向他报告最新的政情发展。某些反对派刊物开始称孝勇是“地下总统”。为了澄清事态，蒋经国1985年8月接受《时代周刊》专访时表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由蒋家成员接班。当蒋经国获悉孝武、孝勇兄弟有意竞选国民党“中央委员”时，就加以制止。12月15日向“国民大会”发表讲话时，他更明白地针对在他身后是否有蒋家人或军人主政的问题，回答说：“既不能，也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