闽都文化对台湾的影响：清代台湾 无福不成衙

　　赵麟斌简介

　　赵麟斌，1956年7月出生，闽江学院副院长、教授、经济学博士、博士生导师，为享受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授课专家，兼任省委政策研究室特约研究员、省领导科学研究会副会长、省五缘文化研究会副会长、闽都文化研究会副会长、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所长。在中华书局出版了《读〈资治通鉴〉札记》，在同济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福州民俗文化述略》等著作42部，在《光明日报》等发表《闽都文化的现代意义》等学术论文近百篇。

　　回想今年4月赴台作学术交流的经过，闽江学院副院长赵麟斌教授显得有些兴奋。6月4日，他向记者表示：此行代表福州市民俗文化研究所与台湾联合大学签订合作协议，将联手建立福州民俗文化台湾研究基地，这将是福建第一个把研究基地落户台湾的文化研究机构。

　　近年来，学术界对闽都文化与台湾关系的研究日渐深入。赵麟斌说，“在台湾发展的历史上，闽都文化的因子提供了极大的正能量”。

　　◆台北的“沈葆桢厅”

　　走在福州的三坊七巷，稍加留意，你会找到位于光禄坊光禄吟台的何勉故居，可你知道台湾还有个总爷街吗？

　　历史上，台湾由于孤悬海外，经略和守卫成了涉台活动中最为重要的内容，闽都人士为此贡献了诸多力量。赵麟斌说，像沈葆桢、何勉、何思和、甘国宝等历史人物，至今在台湾民间还有很好的口碑。

　　清乾隆年间，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何勉两次戍台，他的儿子何思和后来也出任台湾总兵，台湾《彰化县志》记载：“父子两人皆任台湾镇总兵，惟此一对。”

　　何勉在台期间，曾捐献俸禄建设总镇营盘，台湾才有了正规的军事指挥部。赵麟斌说：“现在这里成了总爷街，还建了总爷乐园供人参观游览。”

　　沈葆桢也是福建侯官人，是一位对近现代台湾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清同治十三年(1874年)5月，日本派兵侵犯台湾。同年6月，清廷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大臣，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日本退兵后，沈葆桢继续留在台湾，为当地的开发和建设作出巨大贡献。台湾史学家连横在《台湾通史》中评说：“析疆增吏，开山抚番，以立富强之基，沈葆桢缔造之功，顾不伟欤！”

　　“沈葆桢曾奏请朝廷在台湾北部设立台北府，今天的台北市是在此基础上发展起来的。”赵麟斌说，沈葆桢在台前后一年多，深受台湾民众敬仰，现在的台北市政府大堂被命名为“沈葆桢厅”。

　　◆福州“三刀”饮誉台湾

　　与闽南人成批迁台相比，福州地区民众去台湾并非在某个时期出现特别的高潮，而是表现出较为分散的特点。

　　福州人东移台湾，据考证在宋朝就已开始。明末清初，投奔郑氏父子及其他抗清志士赴台，是人数较多的一次。清朝统一台湾后，有很多福州人到台湾任教职，民间赴台人士增多。

　　抗战胜利后，台湾回归祖国，福州人赴台谋生、经商、求学日趋活跃，尤其是福州操“三刀”(厨刀、剪刀、剃刀)者，赴台从事理发业、裁缝业、饮食业，在当地小有气候。今天在台湾的福州乡亲，绝大多数是那时过去的。

　　清康熙年间，台湾成为隶属于福建的一个府，福州不仅是闽台最高行政机构所在地，也是闽台文化科举中心。过去，台湾民间有“无福不成衙”一说，讲的是清代台湾各种衙门里，几乎都有福州人充当教职人员或幕友。

　　自台湾设府至被迫割给日本的211年间，到台湾任儒学教授、教谕、训导的福州人有192人，占清政府先后任命总人数646人的29.72%。

　　◆鳌峰书院的学规

　　福州鳌峰书院旧址，现已成为福州教育学院第二附小的校舍，书院残存仅剩一座假山。而在清初，鳌峰书院规模居福州四大书院之首，也是当时台湾学子向往的求学圣地。

　　赵麟斌说，在鳌峰书院就读的台湾士子有一定的数量。出自鳌峰书院的闽都人士，有些也到台湾担任教职，他们把闽学带到台湾，是台湾早期教育的开发者。

　　蓝鼎元，《鹿洲公案》一书作者，清初漳浦人，被誉为“包青天复生”。鳌峰书院创建时，他以品学兼优受聘教职。康熙六十年(1721年)，蓝鼎元赴台参募戎伍，屡献奇策。他的《东征集》和《平台纪略》是治理台湾的重要著作，故被誉为“筹台之宗匠”。在他提倡下，台湾义学如雨后春笋般兴起。

　　台湾书院绝大多数建于清康熙之后，受鳌峰书院的影响很深。台南海东书院的学规六则，有的就直接模仿鳌峰书院，其中“端学则”一条，特别说明“此《白鹿书院教条》与《鳌峰书院学规》并列工夫，最为切近”。

　　◆教职人员之勤勉

　　“福州人在台湾担任教育职务的人数之多，时间之长，业务之精，劳作之勤，实属罕见。”赵麟斌说，台湾府儒学首任教授是长乐人林谦光，继任者是福清人张士昊，第三任为福清人林庆旺，均为台湾的儒学教育打下基础。

　　在台期间，林谦光笃学励行，诲人无数，及至离任后，当地士绅还立碑纪念他。除教育外，林谦光另一重大贡献是编撰了台湾第一部志书。

　　刘家谋，福建侯官人，清道光年间调任台湾府儒学训导。其间，“海寇黄位倡乱”，刘家谋当时已患肺病，仍“力疾守城”，卒于任上，年仅四十。仆人护棺渡海回榕遇上海匪，匪寇欲扔棺柩，旁人劝阻：“这是好官啊，是台湾府学刘老师啊！”匪寇遂拱手而退。

　　戚嘉林在《台湾史》写道：“清初台湾文进士无一人，文举人有15人。”在赴台官员与大陆教职人员的努力下，“至晚清时，台湾文进士已有32人，文举人有340人”。据福建师大社会历史学院徐心希教授考证，台湾历史上出过的进士、举人无一例外都到过福州。

　　◆“折枝诗”盛于台湾

　　闽都教职人员入台，也带来具有福州特色的“折枝诗”。这种旧文人娱乐活动的形式，又叫“诗钟”，以“香炉墨痕，弱线烧断，金钱下撞，铜盘有声”为限，文友“联吟成否，一齐撤卷”。清同治、光绪年间，诗钟活动由闽地传入，在台湾兴盛。

　　榕台两地隔海相望，故在生活习性、宗教信仰等方面颇多相似，特别是在清统治台湾年间，台湾的教育文化多移植于闽都。与闽南文化对台湾基层民众的影响相比，赵麟斌认为，闽都文化对台湾的贡献主要体现在文化垦拓和发展商业经济等方面。

　　早年间，两地在礼仪运作上，有一不可或缺的工具——“掼盒”，台湾叫“谢篮”。台湾与福州一样，凡地方庙宇神明寿诞、中元普度，或民家婚嫁喜庆、丧葬祭祀，均得以“谢篮”盛装礼品、祭品。“谢篮”是分三层、有圆有方的竹制品，其精品为彩绘加油漆，产于福州，台湾人谓之“福州工”。

　　福州一带盛行的临水夫人信仰，在台湾也有广泛影响。据赵麟斌介绍，目前台湾有十余座临水夫人庙，尤以台南市的香火最旺。以她为配祀的神庙更为普遍，几乎台湾所有寺庙都有她的位置。

　　“现在台湾的福州籍乡亲有80万人，继承闽都文化的方式与途径是多种多样的。”赵麟斌说，他们对闽剧、评话、伬唱等艺术难以忘怀，就成立了“八闽乐府”这样的民间组织，通过演练家乡乐曲，重温乡情。(谢海潮 文/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