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5月18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日前刊发署名“沈泽玮”的文章《两个男人和一张沙发的联想》，文章以一部电影《台北星期天》说起，讲到两个菲律宾劳工所经历的笑中有泪的外劳故事。作者认为，导演选择的视角让其产生共鸣。

　　文章摘录如下

　　因为台湾同行不断地赞许，还怂恿我别写那些假正经的稿，和他一起去看《台北星期天》的首映更好，我上个星期六特地跑去看这部片子。

　　果然很好看。

　　我口齿不伶俐，可是当我把电影情节转述给两个朋友听时，一个是台湾人，另一个是新加坡人，她们都笑不停，可见真的很好笑。

　　故事讲述，两个在台湾工作的菲律宾劳工，一肥一瘦，梦想拥有一张属于自己的沙发。把它摆放在宿舍的阳台上，舒舒服服地躺着，望着天上的星星，喝着冰啤酒，那是他们的天堂。

　　终于有天，让这对活宝看到一张红色的漂亮沙发摆在台北市路边，看似无人要，两人决定把它搬回宿舍。

　　这一搬，搬出了一段奇妙旅程。

　　这一搬，搬出了笑中有泪的外劳故事。

　　是荒诞的起点，也是惆怅的开始。

　　两人平时都是搭公车从基隆到台北，现在要抬着沙发，从台北走回基隆，路既不熟，中文又说不好，怎么走？

　　其中一个有点小聪明的说，“把台北101从很大，变得越来越小，那就是回宿舍的方向”。离开台北，就是远离台北地标101，劳工辨认方向的方式很原始，但不能不说是一种求生的本能所折射出来的逻辑。

　　沙发搬得太累了，他们异想天开，要把它搬上公车，结果怎么转来转去，都上不去，小人物的想法就是那么天真烂漫。

　　一路上，他们状况不断，遇到各种各样的台湾人，有喝醉酒却恶人先告状的电单车骑士；有让外劳想入非非的槟榔西施；有嚷着要跳楼的学生、有在街上穿戴着房屋广告、定点呆站的临时工；有漂亮辛辣的女警；有莫名其妙的记者要采访他们。

　　虽然一路克服万难，但两个活宝最后还是因为过不了基隆河，落得在河上漂流一夜的下场。一觉醒来，沙发美梦破灭，也找不到回宿舍的路。

　　导演叫何蔚庭，马来西亚麻坡人。他在北美生活了12年，在纽约大学修读电影，学成后回马来西亚去，但深觉环境不适合他。和导演交谈时发现，他曾在新加坡呆过八个月，但华语非主流语言的环境，不是他所要的。来到台湾，他一呆就呆了九年，还当了台湾女婿。正职拍广告的同时，他花了四年的时间筹拍这部电影。

　　他以外人的视角和感触，去看台湾社会，看台湾外劳，让台湾人和生活在台湾的外人，看到了不一样的台北，看到了经常被忽略的外劳和外佣。

　　扛沙发的外劳，差点被车撞，导演安排外劳喊出台词“车子越大的人，老二越小”，想表达他对台北交通的反感。

　　他安排一辆选举宣传车经过，然后两个外劳开始谈肚子饿，借此表达台湾选举和民生无关，没有解决民生问题。

　　同样是在台北的外人，导演选择的视角让我产生共鸣。

　　台湾社会的部分，包括意义不大的选举、繁乱的交通、诱人的槟榔西施、乱糟糟的媒体，都像镜子那样照出现实。外劳和外佣的部分，则和我在新加坡听到的故事相似。

　　外劳想和漂亮的女佣搭讪，但漂亮的女佣却和男主人搞上，有家室的外劳和外佣搭上，外劳可以和女朋友一道别，就打电话回家给老婆。不管放在哪一个社会的情境里头，他们的故事始终不变。

　　全球化催化了人力的移动，外劳和外佣成了一个国家或地区进入全球化的特征之一。外劳是资本家追逐最大利润的现象，外佣是中产阶级女性将家务转移到较贫穷国家地区女性身上的结果。

　　在社会阶级中，外劳外佣成了底下人与边缘人，他们的问题若处理不好，就会成为社会问题。

　　我循着电影的足迹，到中山北路三段和农安街的金万万大楼去。那里是菲律宾人在周末聚集的地方，因为附近有个天主教堂。

　　一进入二楼的商店区，真的就像导演说的“外国”。

　　大概95%是英文字，菲佣菲劳在那里用家乡话聊天，吃着一些看来是菲律宾的小菜，男的拖着女的来买日常用品、买二手爱情小说、买DVD，网咖里男男女女带着耳机打着键盘，应该是和家人隔海聊天。

　　奇怪的是，你和他们说英语，对方还用华语来应你，让我搞不清自己置身在何处。

　　《台北星期天》的宣传海报就贴在一个橱窗上。看着海报上，两个傻傻的菲劳抬着那张红沙发，确实让人感悟，那抢眼的沙发才是主角。它是家的寓意，是人在异乡，对乡愁的寄托，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在外工作的人，都是那个暂住地的外人，在心境上，其实也是外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