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当然是一个娱乐的时代，“生活”丰富多采，充满调笑与恶搞。但殊不知，其实我们的娱乐生活很“单一”。愈娱乐，愈恶搞；愈娱乐，愈堕落。

　　谢亚龙被恶搞，是他的悲哀；如果我们只剩下恶搞，那是“生活”的悲哀。也许，我们表达的渠道太单一，所以“生活”在呈现出五彩斑斓的同时，暗含畸形的扭曲。

　　中国足球在前职业化时代经历过一次“五·一九”，那是国人迄今最大一次对中国足球表达愤懑的行为。其后，球迷的表达方式，更多诉诸于理性的悲壮和感性的悲哀。当告别眼泪与叹息，足球表达进入娱乐时代。这种转型与我们身处的时代变革息息相关。电视与网络，改变了我们观看与诉求的方式，尤其是后者，更为彻底。中国人喊“谢亚龙下课”，梅西以为是“阿根廷加油”；谢亚龙超越芙蓉姐姐成为当红网络新秀；《谭望嵩·郑智列传》力压《李毅大帝本纪》。我们“以足球的名义”卡拉OK。

　　愤怒可以通过调笑来表达，压抑可以通过恶搞来抒发，这本身就是一种讽刺与反讽，背后由精致而生机勃勃的荒谬构成。其效果相当于肖斯塔科维奇《第五交响曲》的最后乐章，巨大而空洞的欢快，向斯大林致敬。但肖斯塔科维奇同志懂什么叫“恶搞”？

　　中国足球之所以成为球迷“泄愤”的工具，在于载体的特殊。足球、踢得臭、好骂。难为了谢亚龙和踢球的这帮人。在这样的一个时代，他们承受的其实已经超越了自身承受的范围。谢亚龙们成为娱乐现象不是他们本身是娱乐人物。他们肩负着更大的社会功能，他们是减压阀——“以足球的名义”。如果谢亚龙在英足总当头，他可以被骂，但他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娱乐人物；如果谢亚龙在1980年代或1990年代当中国足协副主席，他也可以被骂，但他也几乎没有可能成为娱乐人物。谢亚龙与现时中国足球的不幸在于，他们遭遇了一个时代，娱乐至死的时代——活该而不幸着。

　　在此，我无意于为谢亚龙和中国足球开脱或幸灾乐祸。只是想求证这浮躁的生活为何充斥如此多的“娱乐”与“恶搞”？也许是表达空间和方式还不够开阔和健全？抑或是理想的幻灭与信仰的缺失造成？这背后，有大思考。

　　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给我留下印象的不是“伦敦八分钟”，而是之前的升英国国旗仪式。那些唱国歌的英国年轻人，对着国旗真诚而赞美地歌唱，面带喜悦。

　　我们正丧失虔诚，我们需要多创造一些“和”的条件。那样，表达渠道才不会如此逼仄，表达方式才不会只剩恶搞，可怜的谢亚龙才不会被娱乐至死。（闫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