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华东政法大学法律学院副院长、中国政法大学博士后 王永杰

　　反腐无特区，无盲区。2010年，中国反腐败的重拳开始向一个以往被人们忽视的领域——体育界出击，中国足坛多起赌球大案因此浮出水面，多名涉嫌违法犯罪的高层管理人员被迫接受司法调查，并迅速被免去职务，引起足坛地震，社会广泛关注。这些案件所涉及内幕之骇人听闻、案情时间之久远，严重暴露出部分体育事业在管理体制、外部监督等方面长期存在的软肋和痼疾。

　　体育界绝不能成为反腐败的“冻土地带”！相信随着调查的进展，多年来潜藏在中国足球屡战屡败表象下的腐败暗流将逐渐大白于天下。为了斩断黑金利益链条，保障体育事业健康发展，亟待进行任重道远的“灾后重建”工作。

　　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体育局副局长杨静之曾称，对于目前我国体育界存在的种种问题，体育业内人士长期以来居然不能谈、不敢谈、不愿谈，岂非集体失语？多年前，当全运会上出现假球时，不但内部哗然，甚至引起了公愤，居然没得到处理。发展到今天，体育腐败愈发严重，一些不正当手段已经逐步演变为大家彼此心照不宣的潜规则，从而形成恶性循环。公众不禁要问：体育难道真的成了反腐的“冻土地带”？

　　体育腐败不引人注目，实则危害深远。一些裁判员收受贿赂或受人指使，违背公平、公正执法的裁判原则，在比赛中通过有意的误判、错判、漏判等个人行为来主导比赛结果。2002年，时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的龚建平因涉嫌吹黑哨被审判。庭审证据表明，2000年至2001年龚建平在担任全国足球甲级队A、B组主裁判员期间，先后9次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37万元，最终以受贿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0年。

　　体育腐败不仅涉及贪污、商业贿赂、挪用公款等职务犯罪，而且会引发赌博、巨额诈骗等危害社会稳定的违法犯罪行为。1998年以前，赌球在东南亚一带流行。目前，我国除足球彩票以外的“足球博彩”或“赌球”都被禁止且认为是非法的。据业内人士透露，中国足坛的赌球事件也是此起彼伏，但迄今为止，已公开并受法律干预的赌球案件仅寥寥几起。

　　2009年2月，上海市普陀区法院宣判了涉案金额高达60多亿元的“上海网络赌球第一案”的20名被告人。据中国公益彩票研究中心2008年的报告，我国一年有3000亿元赌金通过赌博网站流向境外。一些中学生也集体卷入网络赌球活动而无法自拔，有的富裕家庭学生赌球金额竟达百万元之多。

　　2010年初，足坛高层人士落马，显示出国家反腐败体系日趋严密，反腐无禁区、无死角正在成为现实。同时，此次足坛反腐风暴的启示可谓深刻：

　　其一，给中国足球管理体制敲响警钟，足协和管理中心应该权责明晰。中国足球管办合一、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的体制，使得足球游戏规则的制定者又是基层球队发生矛盾时的审判者，还能直接参与具体的市场招商等经济环节并作出最终裁决。这样大权独揽，容易造成行业混乱，而在处理假球、赌球、黑哨等事关自身利益的问题上，自然有难言之隐，遮遮掩掩。每逢全运会等大赛，总是风波不断，黑幕重重，其中一部分问题不能不归咎于此。按照国际惯例，足球管理部门和足球协会应该是两个部门，前者是政府部门，负责制定法规，并起到监督作用，后者才是具体管理和操办足球事务的部门。因此，中国足球要重新振作，亟须建立科学的管理体制。

　　其二，中国足球应借机建立行之有效的依法监督机制，司法监督应当及时、常态地介入体育界的日常工作。国家体育总局对体育违规行为的处罚固然严厉，但实践充分证明，这远不足以威慑体坛腐败，只靠内部监督不如让司法介入。司法无法介入体育腐败，首先是法律制度的缺失。我国刑法第93条规定贪污受贿的主体主要指国家工作人员，但对公共体育活动的工作人员——裁判是否属于此类，界定不明。其次是介入缺位，检察机关和有关部门预防职务犯罪，不可遗忘体育行业。

　　其三，舆论监督是及时发现、有效防范体育腐败的必需措施之一，国外鼓励举报的相关立法经验也可资借鉴。阳光是最好的防腐剂，应欢迎和鼓励舆论监督。此外，许多法律健全的国家都设置了对举报人保护、奖励的详细制度，美国的《吹哨人法案》、日本的《公益举报人保护法》等规定，政府和司法部门不得以任何形式泄露举报人的真实身份，公司不得以任何理由解雇或用其他任何形式打击报复举报人。

　　除恶务尽，足坛地震对千疮百孔的中国足球显然必要，同时“灾后重建”工作更为重要。从目前公安部公布的情况看，并非所有球队和球员都参与了赌球和假球，如果简单地暂停联赛，伤害的将不仅仅是球员、教练和投资人，更是中国体育的成就和中国足球的国际声誉。所以，当务之急应是让中国足球联赛在一个健康公平的氛围中延续下去，这比“把脏水和孩子一起泼掉”显然更有意义。(编辑：王新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