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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京奥运会上，三大项最大的惊喜来自于游泳项目的刘子歌和张琳。奥运后，游泳中心明确表示，“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对外交流”将是未来发展游泳项目的趋势

　　★ 文/万佳欢

　　北京奥运会上，中国游泳项目取得一金三银三铜的成绩。用国家体育总局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桦的话说，这个成绩大体上完成了赛前所设定的“男子争奖牌、女子争金牌”的任务，“是1996年亚特兰大奥运会以后发挥得最好的一届”。

　　无疑，中国游泳的最大亮点来自女子200米蝶泳冠军刘子歌和男子400米自由泳银牌获得者张琳——小将刘子歌异军突起，一举打破世界纪录；后者则完成了中国男子运动员在奥运会中的奖牌突破。自然，他们的培养方式也在一夜之间成为媒体关注的焦点。

　　刘子歌：“民间交流”另辟蹊径

　　与张琳的情况不同，刘子歌的“海外求学”走的是一条“民间渠道”。

　　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刘子歌的教练金炜就在澳大利亚呆过五年，在当地的游泳界里积累了一定的资源和人脉。回国后，金炜开办了自己的游泳俱乐部，在头几批学员中就招入了刘子歌。2003年10月，金炜通过私人的关系，带着刘子歌和俱乐部中的石锋等几名选手抵达墨尔本，开始为期两个月的“海外求学”。

　　在金炜看来，这是一次“纯民间交流”的行为。除了吃饭住宿依靠他的一些国外朋友帮忙外，几名队员的出国费用——大概3万到4万澳元——都是由他自己的俱乐部支付的。

　　在澳大利亚，刘子歌等几名队员和金炜分别住在他不同的外国朋友家里。每天，他们只在训练场上见面，练完后各自回家，过一种留学生式的澳洲家庭生活。几周后，他们又转到昆士兰，到著名教练伍德的俱乐部中，与他们四五十人的大队伍编在一个组，进行为期3周的训练。

　　对于当时只有14岁的刘子歌，伍德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甚至希望她留在澳大利亚，”金炜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在训练中，伍德给刘子歌做了很多点拨，对她技术上的进步帮助很大。

　　然而，训练方面的收获并不是刘子歌得到的全部，“实际上，当时大家都是按照一套计划训练，没有做什么针对性的练习，”他说。

　　而刘子歌的两次海外训练实际都超过了两个月，但去过很多不同的俱乐部，并没有长期固定地在伍德的俱乐部中练习。“我们的海外训练就像出国考察一样，接触了很多训练方式。实际上，运动员出国并不是单单学习一种训练方法，主要还是打开了思路。”金炜认为。

　　在海外，队员们还见识到了国外的专业运动员的职业素养、进取和吃苦精神，学到更多无形的东西，这跟教练用语言进行简单传递所获得的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从培养自身意识的层面上说，我觉得海外训练非常值得，”金炜说，“对中国运动员而言，在海外选择一个有实力、高水平的教练很重要；此外，越小出去越好。”

　　张琳：“国有人员”受益“个体户”训练方式

　　张琳一直保持着好几项全国纪录，教练陈映红2000年把他从二线挑进专业队以来，一直为他树立“打世界”的目标。“按他的水平，应该可以在世界舞台上搏一搏。” 陈映红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可到了2006年多哈亚运会，韩国游泳选手朴泰恒夺取三枚金牌，张琳与之差距拉大。张琳开始怀疑自己：“我还能往前走吗？”

　　2007年世锦赛，张琳在200米自由泳项目中取得了第六名。1分47秒53是个不痛不痒的成绩，跟往年相比，有一点点提高，但涨幅很小。在陈映红看来，张琳遇到了其游泳生涯中一个巨大瓶颈。

　　后来陈映红发现，对于张琳这个比较内向的选手来说，国内的训练环境让他在训练中通常采取不太主动的态度，这使得训练收效受到较大的影响。她萌发了带张琳出国训练的念头。

　　2007年墨尔本世锦赛期间，陈映红碰见了澳大利亚名将哈克特的教练丹尼斯。陈映红向丹尼斯提出，张琳是否可以出国跟着他训练，丹尼斯非常痛快地答应了。

　　刚开始，有人持怀疑态度：国外的训练环境没有中国好，能练成什么样？但张琳态度坚决，要出去看看自己到底行不行。

　　其实在2001年申奥成功以后，游泳作为基础大项，国家体育总局给予极大重视。为了寻求训练上的突破，游泳运动管理中心采用了“走出去、请进来”的思路。游泳运动管理中心主任李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不断地吸收、借鉴先进强国的训练方法和理念非常必要。”

　　陈映红的想法自然得到了领导的支持，手续办得顺利。除了批准经费，国家队还为训练人员配了队医。当时第六届城运会即将召开，张琳决定放弃参加这项奖金很高的比赛，同样得到了北京市体育局和木樨园体校的支持。

　　三个多月后，陈映红带着张琳等四名队员来到了澳大利亚黄金海岸的迈阿密俱乐部。他们在一家提供汽车接送服务的汽车旅馆里包了几个房间，开始了吃住自理的海外训练生活。

　　开始让张琳感到不适应的是训练强度。丹尼斯的训练理念是将比赛节奏融入到日常训练中，每天都要保持很高的强度。这个要求对训练强度一般的张琳来说有些吃力。“三周以后，他就有点顶不住了。”陈映红回忆说。

　　有一次，张琳练习时血压有些高，头晕沉沉的，陈映红让他歇了一天。可第二天，丹尼斯坚持要他继续按照高强度来游。游完后，张琳累到呼吸道都开始疼痛。回国以后，他对陈映红回忆说：“那次实在是不行了，完全游不动了。”

　　陈映红很清楚，再这样练下去，张琳可能很难恢复过来。她向丹尼斯建议修改训练方案。刚开始丹尼斯不很赞同，后来看到强度调节之后张琳明显变好的划水效果，他同意了陈映红的建议。

　　经过这样的磨合，中方和外方教练的配合也越来越默契。如果张琳很疲劳的话，陈映红就会跟丹尼斯商量改成有氧练习；而训练前，丹尼斯通常会很灵活地写出自己的计划，让她提看法、做选择。两个月的训练结束后，张琳的训练能力有了长足的进步，成绩也稳步提高，于是这段海外训练又延长了一个月。

　　澳大利亚运动员是自己交钱进行训练，训练时间和形式都跟国内有很大的不同——每天清晨5点半下水练习，7点半训练结束后，运动员们各自上班、上学，俱乐部和教练不管吃饭住宿。这跟国内随时有现成食堂完全没法相比。

　　陈映红只能每天客串“厨师”，给张琳等队员做饭。早上4点45起床准备早餐；8点半从训练馆回来，她得去菜市场买菜做午饭；晚上8点第二次训练回来做晚饭。等队员们都睡下了，她还要整理一整天的训练日程。

　　这里训练条件的艰苦也让张琳等人吃惊。在早晨的训练课上，俱乐部游泳池里除了专业练游泳的，还挤满了铁人三项等几个项目的运动员。“最多的时候，七十多人挤在一个池子里训练，我们都没见过这阵势。”陈映红对记者说。

　　陈映红逐渐发现，澳大利亚的训练时间虽然很早，但有其合理之处——比起国内训练中只间隔三个小时来说，国外每天的两次训练中间有六到七小时的休息时间，更有利于恢复；此外，早晨训练还能够提高兴奋度，适应上午的比赛氛围。回国后，她沿用了澳大利亚的训练时间。

　　更让陈映红惊喜的是，国外专业的运动员利用业余时间训练对张琳的刺激，使他出国以后比在国内时刻苦很多。从被动到主动、再到看到自己的希望，张琳通过海外训练，成功地完成了“自我突围”。

　　举国体制下的海外求学

　　据陈映红回忆，国际上进行跨国游泳训练的现象在当时并不算太普遍。与张琳同样在澳洲训练的国外运动员只有个别来自马来西亚和英国的，而且都是短期。

　　游泳中心主任李桦介绍，在中国，不仅国家队中安排海外交流项目，各省和民间也都会有一些与国外的交流合作，要出国训练，途径很多。

　　对于运动员的海外训练，官方显然持支持态度，认可这种方法对提高中国游泳选手成绩所发挥的作用。“总体上来说，我们在不断地吸取一些国外先进的东西。走出去、请进来，扩大对外交流，是一个趋势。”李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记者。

　　北京奥运结束之后的这些天来，就游泳项目的管理问题，国家体育总局方面一直在做深入总结，其中就包括如何更好地组织海外训练的问题。李桦认为，中国游泳运动员大规模留学的可能性必须根据不同的情况而定，关键在于，这种外出训练一定要“见到实效”。

　　对刘子歌海外训练这样的民间个人行为，官方显然更难干预。在金炜眼中，与官方途径相比，个人带队员出国训练不那么“敏感”：既避免了申请经费时繁琐的层层上报，也避免了压力。“(官方途径的海外训练)得花很多国家的钱，练不好了回来也没法交代”。

　　而从另一个角度来说，在中国目前的情况下，像刘子歌这样的运动员若要提高成绩，仅靠民间力量是远远不够的。金炜对《中国新闻周刊》的记者说，“我们对刘子歌的先期投入还可以，而到了后期，她的水平越来越高，训练所需的经费也越来越多，光靠俱乐部已经无法承担了。”

　　2004年，金炜带着刘子歌“投奔”上海队，后者在财力和物力上都给予了大力支持。“没有政府的投入，确确实实不行。” 金炜认为，国外体制固然有其优势，但中国举国体制的长处也是别国所无法比拟的，“出国训练会使队员更加珍惜国家给我们提供的条件。”

　　李桦告诉记者，在北京奥运会之后，举国体制这条“我们国家体育发展多年来的成功经验和重要途径”将跟“坚定不移反对兴奋剂”的态度一起，继续坚持下去。“2008以后，国家还会下大力气来抓游泳项目，这方面我觉得不会有什么问题。”他说。

　　而对包括公派、民间等形式各样的海外训练行为，李桦也表示，国家体育总局正在进行总结，“下一步，我们对这些行为要做一些具体的规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