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可辛：要相信你能改变一点世界（图）

关于陈可辛

　　陈可辛，生于1962年，集导演、监制于一身的香港著名电影人。代表作品包括《双城故事》《甜蜜蜜》《如果·爱》《投名状》《中国合伙人》等。两次获得香港电影金像奖和台湾电影金马奖最佳导演奖。热映的新片《中国合伙人》已突破3亿票房。

　　陈可辛9年前从香港“北上”，经历从合拍片到在内地独立运作电影的整个过程。其间创造了《投名状》和《十月围城》的繁荣，也经历了《武侠》票房失利的低谷。正在热映的电影《中国合伙人》，延续了当下现实题材电影大热的势头，突破3亿票房，也让陈可辛坚定了拍摄中小成本现实主义电影的路线。当大导演和大片不再是票房的绝对保证，电影市场充满了各种新鲜的可能，陈可辛说：“我们迎来了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

　　记者手记

　　陈可辛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导演，也是一个肯吃苦的导演。他之前在香港的电影公司位于寸土寸金的尖沙咀，而大多香港导演的公司却在郊外，他因此被称作是“城中富豪”。他的衣着品味自成风格，和妻子吴君如外出都偏爱某知名酒店。但是作为第一批来内地发展的导演，他在9年的时间里经历了一个电影的时代，每年数不清次数地辗转于北京和香港，在两地的电影圈和形形色色的片场尝试着关于电影的各种可能。

　　很多电影导演说：电影拍完，票房和口碑就与我无关了，我已经完成一项工作。但对陈可辛来讲，这基本是件不可能的事，从他20多年前与曾志伟成立UFO电影公司，到成立自己的电影工作室，再到成为第一个来内地成立电影公司的香港一线导演，陈可辛一直将电影当做产业来做，而自己必须拥有绝对的主导权。但这中间经历的起起落落，却甘苦自知。陈可辛的父亲陈铜民也是位知名导演，他曾极力阻止儿子从事电影业，“我告诉他难，难，难！但是我没想到他如此勇敢，并已在成成败败的拼打中留下了许多战绩。他很想在电影事业上拼搏出一些前人从未做过的作为，所以到今天都不能安静，但我却希望他能过较安乐的日子。”陈可辛说自己是个任性的人，将这种任性用在事业上，很多时候会很累，但当任性渐渐变成一种执著，结果就会变得很不一样。

　　回顾过去的30年

　　新报：《中国合伙人》的题材好像不在任何类型片的行列中，拍摄之初你对这个题材有把握吗？

　　陈可辛：这个电影虽然好像离我生活很远，但是它却是包含了所有我喜欢的电影元素。从题材到怀旧情怀、友情、创业、理想、梦想，都是我喜欢的电影元素。拍电影从来都有两种声音，一个是好，一个是质疑，开始确实有不少人一路打击我，说这个题材有风险。但是在试映之后，又有很多观众问我，这个题材的故事之前为什么没有人拍呢？我很肯定地觉得，这个电影的艺术性和商业性都很好，让中国人对过去30年有一个回顾，充满正能量的励志元素，之前为什么没人拍？

　　新报：一定有人在问你，作为一个香港人去拍30年来变化中的北京，是不是能做到原味呈现？

　　陈可辛：我觉得情怀这个东西放在哪里都是没什么差别的，只是有很多细节要恶补，包括一些讲话的口头禅、一些歌。当然我有编剧，这次我也找了内地的剪接在最后阶段帮我把关。除去这些技术问题，成长的经历、心理状态、价值观等等都是非常国际化的。我觉得在中国成长和在美国成长是没有大分别的。因为成长就是这样，有它的苦、有它的甜，你回忆成长都是会把它美化的，这些在人来讲都是一样的。

　　新报：《甜蜜蜜》《金鸡》也都是讲大时代中小人物的故事，《中国合伙人》的特点在哪里？

　　陈可辛：它们都是从歌曲、从流行事件去衬托主人公的生活和心理状态。但是和《甜蜜蜜》不一样的是《中国合伙人》不是一个纯爱情片，更重要的是几个男人的友情，跟自己在事业上的想法、冲突矛盾等等。《金鸡》讲到的那些历史背景，有点像新闻片一样呈现了香港走过的20年。《中国合伙人》的跨度更大，长达30年。

　　新报：能谈谈黄晓明说英文的事吗？他太受关注了。

　　陈可辛：他这几年都在很勤奋地去学英文，我看到他身边有英文老师跟着。这次在这几个演员里面他是讲得最顺的，而且他的台词也是最多的，你不能要求他的每一个拼音讲得有多准确，但是起码都讲出来了，我觉得有一点点口音反而使那个角色更贴地气。成冬青这个角色本来就是有一点口音的，因为他在戏里是一个有“美国梦”但是没有出过国的人。佟大为没那么辛苦，戏里面他台词没那么多。邓超的角色反而很难，因为邓超应该是讲得最好的一个，但其实三个人里，邓超对英文的理解是最低的，因为他本来学得是最少的，但是这次邓超非常用心地学出来。

　　观众传递信号：不要看古装片

　　新报：从《泰囧》到《北京遇上西雅图》再到《致青春》，新的“亿元俱乐部”导演不断涌现，电影票房冠军已经不再掌握在少数几个大导演手中。你说过中国电影最好的时代到了，促使这个“最好时代”的原因是什么？

　　陈可辛：现在中国电影市场瞬息万变，对一部电影谁都无法做出准确预测，相对前几年，现在的电影票房都是翻倍的成绩，“过亿”变成了基本参数。明星制度、大导演制度和大片规律都没那么牢固了，电影变得很自由，形成现在这个百花齐放的电影市场。原因呢，最初是大片培养了观众走进电影院，现在他们也愿意去影院看文艺片。其实观众掌握着最终话语权，你可以决定看什么不看什么。但我觉得大家也不要去骂大片如何如何，这是电影市场自我调节的一个规律。

　　新报：两年前你执导的《武侠》，当时票房不太理想，将它放在现在上映会不会赚钱？

　　陈可辛：更不会。去年上映的古装片基本“全军覆没”，但现在《北京遇上西雅图》《致青春》等等现实题材电影却在大卖，观众一直在传递一个信号——我们已经不要看古装大片了。所以找好故事，做投资不用很大的现实题材电影才有观众，也能保证不赔钱。

　　新报：既然拍中小成本的电影就能赚钱，观众也喜欢，那对导演和观众都是好事。

　　陈可辛：对。不拍大片，导演的压力自然会小很多。中小成本电影对导演的好处在于，电影能拿到一亿多票房就能回本了，而大片的赌注太大，不是不能做，要慎做。现在观众看电影的包容度高了，比较文艺的电影也能拿到不错的票房，所以对导演的限制就变小了，我们可以尝试不同的题材去拍。

　　低谷时 拿到自己最想要的

　　新报：你去年出版了本书叫《自己的路》，在发布会上谈到了自己之前经历的一段低谷，包括合作伙伴和电影票房上遭遇的问题，现在回头看，那段时间给你带来了什么？

　　陈可辛：我很清楚自己，一方面很情绪化，所以我需要一个生意人做伙伴，能够宏观一点给我意见，能够跟我分担一些压力，平衡我任性时的选择和决定，但我又不希望他控制我，所以这是非常矛盾的事情。在经历了一系列生意伙伴的变化之后，我突然间觉得长大了，突然觉得我不应该再需要这样一个人，我明白了这个人是不存在的。我知道如果要继续做下去，我一定要自己面对问题。何谓对电影的话语权？其实就是自己拿钱出来拍戏。《武侠》亏本了，而且那里面有很多我自己的钱，痛是痛，但是我觉得不算输。因为拿到了最想拿到的，也清楚了以后的路怎么走。

　　新报：《中国合伙人》是一部讲述梦想的电影。你的梦想是什么？

　　陈可辛：我的梦想很早就达到了，就是拍电影、做导演，就是那么简单，也没要求要做多好的导演，这个梦想却是实现得挺早的。《中国合伙人》是我这几年拍得最快乐的一部电影，接下来我准备了三部电影，都是我特别想拍的。

　　新报：挪用电影中的一句话，是你改变了世界，还是世界改变了你？

　　陈可辛：对这句话我有很深刻的感受，其实这没有一个确定的答案，我完全没有改变世界，但是你一定有改变一点世界，你改变世界的时候世界也一定改变了不少的你。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坚持做一些东西，很有魄力、很有毅力，但是当我们做成了那个事之后，我们发觉我们在做的过程里面已经改变了，不能说改变原则吧，但起码那个尺度已经改变了一点，我们在不断地自我调整。所以永远是你改变了一点世界，世界改变了很多的你。

　　新报记者 王轶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