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某某案中未成年人隐私披露过度 合理不等于合法

　　最近的几个月，“李某某”几乎成了人人熟知的专有名词，这个称呼实际上比这个人的真实姓名“知名度”更高。

　　这个还未成年的孩子一再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李某某和家人的生活细节，当然还包括他的“斑斑劣迹”，频频被曝光。

　　偶尔有人也会为他说几句“好话”，“不管李某某是歌星的儿子，还是将军的儿子，他在法律面前与我们每个人都平等。”有网友这样说。但更多的是谴责的声音，“重判”、“枪毙”等字眼在网络上并不鲜见。

　　这场“母救子”的战斗，究竟错在哪里

　　几天前，当李某某的母亲梦鸽出现在海淀法院南门时，围观的人群里发出了不少辱骂的声音。

　　母亲救儿子，这样的事本应博得理解和同情，但梦鸽何以落到千夫所指的田地？

　　“从始到终我们没有看到她和儿子有任何悔悟，反思和道歉的言行，反而是一再指责别人，指责社会。”安徽省未成年人保护委员会姚炜耀律师说，在他看来是梦鸽的姿态激起了民愤。

　　案件发生以来，梦鸽几乎做出了所有努力，来证明儿子没有犯罪，包括起诉酒吧人员介绍卖淫，指出受害人主动引诱孩子等，甚至还说出“上海法官都失足，更何况孩子”的言论。

　　舆论对于梦鸽的谴责也大都与姚炜耀的看法一致。

　　“作为一个母亲当然不应该放弃自己的孩子,但李也确实应该为他犯下的错感到忏悔。不能因为每次都有父母救他,就觉得他做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场闹剧该结束了,此案已经牵动了国人的神经,在今天这个法治的中国,任何人都不应该有理由逃脱他应有的惩罚!”有网友这样说。

　　“作为母亲的梦鸽不停地折腾，她企图说明律师有错，杨女士有错，小伙伴有错，媒体有错、公安有错、法官有错的时候，她有没有想到自己作为母亲的错？一个处处为自己孩子不可饶恕的错误辩护的母亲，不但极度的自私而且极度的无知，一个极度自私与无知的母亲是孩子走向堕落的真正元凶！”还有网友发出这样的微博。

　　更有网友直言“有这样的娘，李天一犯罪太正常啦”。

　　而在坊间，《一位父亲写给梦鸽女士的一封信》也引起了更多人的共鸣，信中把错误的矛头直指梦鸽。

　　“我是一名父亲，理解作为父母在孩子遇到困难时那种不惜代价的救子心理。我不认为李某某是个罪大恶极的人，毕竟他也许只是个孩子(抱歉，我只能说也许)，把他送上被告席的不是杨女士，不是法院，而是你——梦鸽，他的母亲。……您的儿子拒不认罪您是支持的，因为您还在嘶吼着告诉大家，杨女士如何不对，小伙伴们如何不对，酒吧如何不对，法官如何不对。。。在他眼里，他没有错，错的是周围的一切。”

　　在某事业单位工作的李女士一直在关注李某某案，因为她也有一个跟李某某同龄的儿子，所以对于梦鸽袒护儿子的举动非常理解，“母爱是伟大的，换做任何一个母亲都会极力挽救孩子。但梦鸽选择的方式不对，如果她能在第一时间选择给受害人道歉，也不会激起那么大的民愤。”李女士觉得错得不是爱，而是爱的方式。

　　舆论一再过度解读，未保法到底能保护谁

　　尽管舆论的声音几乎一边倒地认为李某某“罪有应得”，但仍有媒体发出了“未成年人隐私权需要保护”的理性声音。

　　作为未成年人，李某某的隐私是否应该受到保护，这引起了大家的争论。

　　据潇湘晨报报道，在某次调查中，七成受访者“认可披露李某某隐私”。可见公众对于李某某的所作所为义愤填膺，李某某隐私的披露似乎看起来合情合理。

　　关键在于，“合理”与“合法”不能划等号。

　　事实上，在审判未成年人犯罪案件过程中，保密是一道不可缺少的程序。

　　在福建某地方检察院工作的检察官小程介绍，在她所在的单位有一个未成年人案件审判组，“所有审判过程都是私密的，只有法定代理人才能进入旁听。如果同案人员中有成年人，连同案成年人的家属也是不能进入审判庭的。”小程介绍。并且，在单位的对外宣传工作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一律不得纳入宣传范围，即便匿名也是不被允许的。

　　在江苏某检察院工作的朱霞在办案时也是将“涉罪未成年人的隐私保护”放在第一位，即使是有的学校主动询问信息，她也不会透露半点，因为她害怕“孩子会被开除”。

　　而在李某某的案件中，媒体的爆料显然已经远远超越了法律的界线。

　　北京市明仁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许振凯认为，暴露犯罪未成年人隐私本身属于违法行为，但在李某某事件中，由于舆论关注度很高，许多问题已经脱离了法律范畴，不能仅从法律层面进行解读。“法律是一种工具，一种规则，当大多数人都在破坏这个规则的时候，就已经不再是单纯的法律问题。”

　　在许振凯看来，这体现了社会中的一种阴暗面。“现在认为可以揭露李某某隐私的人，如果犯罪的是他自己的孩子，他的立场肯定会改变。”作为一个父亲，许振凯十分理解犯罪青少年家长的感受。他认为，目前民众的反应是基于对李某某不良行为产生的义愤，这无可厚非。但“义愤”也没有权利跨越法律的底线。

　　而姚炜耀思考更多的是，一部未保法到底能不能保护得了未成年人的权益。

　　“有关未成年人保护的法律法规，可操作性不是很高。在实践过程中，未保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过于原则，比方说法规里会说父母应该怎样，学校应该怎样，社会应该怎样，司法机关应该怎样，但这很难落到实处。相比刑事方面的法律，实际操作性不高。而对于真正触犯未保法的行为，也很少有具体的责任和惩罚规定。”

　　据了解，在很多国家和地区，对犯罪未成年人隐私保护都有明确规定。任何机构和个人一旦披露犯罪未成年人资料，就会受到刑事处罚。在我国台湾地区，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将被处以3万元以上30万元以下新台币罚款，在我国香港地区，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将被处以1万元港币罚款以及6个月监禁。但在中国大陆地区，并没有针对侵犯未成年人隐私权的具体处罚措施。

　　在姚炜耀接触的未成年人犯罪案例中，也曾碰到过因触犯未保法而被追责的。“在安徽淮南，一个在校的未成年人犯了罪，电视台跟着到学校去拍摄采访，结果本来被保密的未成年人信息被披露了出来，邻居朋友都知道了是谁家的孩子，影响了孩子正常的学习生活，孩子家就把电视台告了。”

　　但可惜的是，这样能够用未保法保护未成年人合法权益的案例寥寥无几。

　　而另一个问题也引起了姚炜耀的思索。“孩子和家长很多根本不知道未保法。”这是他在去学校讲座过程中经常碰到的现象。

　　在姚炜耀看来，很多地方一年一次或两次的法制教育课发挥的作用并不大，“很多学校请的都是当地派出所民警，讲的大多是犯罪的案例，却并不会把未成年人自身具有的权益讲清楚，所以当他们的权益受到侵害时，他们不知道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很多人采取的方式反而是以暴制暴。”

　　未成年人犯错或犯罪，到底应该被宽恕还是严惩

　　对于涉案的李某某，网上舆论普遍呼吁“重判”，但假如撇开“星二代”的身份，作为一个普通的涉罪未成年人，社会应当给予其什么样的态度呢？

　　“我始终认为孩子已经犯罪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关注的是如何让他们放下包袱，从犯罪的阴影里尽快走出来，重新开始生活。”朱霞说。

　　她曾经用关爱感化过很多犯罪的孩子，而且对于涉及学生的刑事案件，她是“能不诉就不诉”，因为在她看来，“宽容、教育比惩罚更能挽救一个孩子”。

　　“从心理学角度讲，青少年的心理不成熟，遇事考虑不周全，行事不计后果，受周围不良环境或一时冲动影响，可能偶发犯罪，但其可塑性大，通过正确引导90%以上都能够很好地回归社会。”在一篇文章中，两位基层的检察官这样认为。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法律研究所所长郭开元也有同样的看法，他指出“刑事政策不仅强调基于犯罪行为对犯罪人的惩罚，更强调对犯罪的预防和犯罪人重返社会。”

　　在姚炜耀看来，未成年人犯了错，如果不能对他们及时地进行“拯救”，很多孩子可能会滑向更大的深渊。

　　他曾在少管所给失足未成年人讲课，跟一个孩子的对话让他记忆深刻。

　　“我问他是什么原因进来的，他说是故意伤害。”事实上，在犯“故意伤害罪”之前，孩子跟普通的孩子没什么两样，但小学时的一个小错误改变了他之后的生活。

　　大概是小学二三年级的时候，这个孩子偷了老师家的鸡，迎接他的不是教育引导，而是惩罚继而开除。被推向社会的孩子渐渐和小混混混在了一起，终于又犯下了更大的错。

　　“假如当时学校给予他的是宽容，然后进行正确的教育引导，也许结果就不一样了。”姚炜耀说。

　　值得一提的是，在李某某涉及强奸案之前，他已经因为打人事件以寻衅滋事罪被收容教养一年，但显然这种惩罚方式并没有带来理想的效果。除了其父母的教育方式问题，也有媒体质疑收容教养把“坏孩子”们关到一起，是否让孩子感染更多的坏毛病，从而导致李某某犯下更大的错。

　　在李某某的律师兰和的微博上有这样一句话：“梦鸽哭着说，孩子，妈妈绝不会放弃你。”不过相比上次伤人事件中的宽容，她知道，这一次也许很多人都已经彻底放弃了这个孩子。（本报记者 陈凤莉 黄丹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