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否认偷拍姚贝娜遗体：我们没有必要拍摄

　　1月16日，知名歌手姚贝娜在北京大学深圳医院(以下简称“北大深圳医院”)去世。深圳晚报因采访姚贝娜眼角膜捐献一事，引发了网络舆论风暴，此风暴源于网络上的“偷拍”一说。事件先是在自媒体发酵，继而在网络发酵舆论风暴 。

　　昨天，深圳晚报选择在姚贝娜追悼会结束之后，在头版正式公布整个采访经过。采访当事人深圳晚报编委、摄影记者赵青、文字记者李飞都以第三人称的方式做了事件还原。深圳晚报社昨日还就网上谣言发出声明，保留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法律责任的权利。(以下为本报节选深圳晚报报道)

　　没有偷拍也没有伪装

　　赵青：当时我带着一个很大的单反相机，一看就是媒体记者，怎么偷拍？我们更没有必要拍摄遗体遗容，拍摄这种照片绝无可能出现在报纸和我们的网站上，这是一种常识。在深圳，媒体记者进入医院太平间或者手术室拍摄什么呢，拍摄的是遗体捐赠手术过程或遗体告别的庄重场景，这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在深圳也不是深圳晚报一家这么做过。国内外这样的拍摄都有，我们一般会拍摄医生鞠躬、告别、献花的镜头。

　　深圳第一位也是全国首位无偿捐献眼角膜者——向春梅，以及很多遗体捐献者，我们都是这么拍摄的。医生致敬逝者的画面，释放逝者人性的光辉，弘扬社会正能量，多年来这种做法，影响到很多人加入到人体器官捐献中。深圳市第一座眼库成立以及我国首部器官捐献移植法规的出台，都是公益人士、捐献者和许多媒体共同努力的结果。如果知道眼角膜捐献的重要意义，就不会质疑我该不该在现场，怀疑我拍摄的操守，我也是一个有多年经验的摄影记者。

　　我们遇到做手术的姚晓明博士时，他手上提了好几样东西，还抱着一束花。因为眼角膜捐献新闻拍摄的工作关系，我和姚博士相对熟一些，其他记者也都认识他。大多数媒体记者此刻都知道姚贝娜要准备手术，只是一般来说会有一段比较长的时间等待遗体化妆。我就问姚博士是不是快要手术了，他说是的。我说很多记者都在外面等了，这基本属于客套话。

　　看到他拿了这么多东西，我们就顺手帮他拿着，他捧着鲜花，一路往手术室走，我们也就跟着他走。手术室门口有人问姚博士这3个人干什么的，姚博士说是帮他拿东西的，我们就这样进了临时手术室。整个过程我们都穿着平时的衣服，相机也随身带着，上哪找白大褂特意伪装去。如果家属或医生这时候让我们回避，我们肯定都会出去，我们用得着偷偷摸摸吗？

　　“推倒贝娜母亲”子虚乌有

　　赵青：进去后，看到里面是里外3间房，临时手术室在中间一间，很空旷。只有姚贝娜的重要亲属和华谊公司大部分人分别在两头的房间里。姚博士一进入现场就专心准备手术工作，并将鲜花放在了姚贝娜的身上，深深鞠躬。职业的本能，我立刻拍了他的献花和鞠躬场面。姚博士看见我拍，轻声问你拍什么啊，我说拍你工作啊。他用手指了里面的房间，那你先去问下姚主席(姚贝娜的父亲)。我就进里间问姚主席，以前我也见过他的，只是不太熟。他很悲伤，我说明来意，但他很温和地拒绝说，最好不要拍了，也不要见报。我说好，就往外走。经纪公司的人拉着我要求我删掉献花的照片，屋子里很空旷，声音有点大。

　　我们来到外间把拍摄的献花照片全部删掉给他们看了，后来我也就没进去，这就是过程，没及时沟通，我深深自责。在整个过程中，根本没有发生争执问题，更没有人高喊新闻自由这种言论。

　　李飞：在发布会正式发布捐献眼角膜的消息后，我们就赶往太平间。根据经验，几十家媒体应该都要去由太平间暂时改成的临时手术室，而我们碰到了姚博士，帮他拿了东西就跟着他进去了。我用手机拍了些姚博士工作的照片，赵青老师被叫出去了，其间没有和家属冲突，更没有推倒逝者母亲。我是文字记者，我考虑还得在那等着准备采访姚博士手术的结果，所以我还在里面。经纪公司的人后来找到我，问手机如果有照片那也要删掉。我说好的，很配合地就把手机给对方让他们全部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