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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老华工的遭遇:当“猪仔”挨饿无自由

2010年11月19日 11:39 来源:中山侨刊 参与互动(0)  【字体:↑大 ↓小

  历史学家把1789年定为中国人移居夏威夷的最早年份,1939年、1989年,夏威夷的中国侨民曾经举行过纪念华人在檀150周年和200周年的庆祝活动。

  夏威夷的华人中,来自香山县(今中山市)的人最多,他们在檀香山自称为“本地人”。 1850年,有71名中国人在夏威夷,大多是来自香山县的商人。他们把丝绸、家具、瓷器、杂货运往檀香山销售后,收购当地的檀香、木耳和各式土货运回中国销售,也有数人开始独立经营小型的制糖作坊。

  十九世纪初,夏威夷已有很茂盛的野生蔗丛,1802年有中国人在此设榨糖厂,后来糖业为有政治背景和雄厚资金的白人控制,华人在糖业成功者仅有香山人陈芳一人而已。

  随着制糖业的发展,甘蔗从野生逐步走向人工种植,到了1838年夏威夷已向美国出口食糖和糖浆。但当时,几乎所有的甘蔗种植园都严重缺乏劳动力。1850年8月21日,夏威夷皇家农业协会成立,负责引进华工。1852年1月3日和8月2日,两批华工195人和98人先后到达檀香山。中国华工安份守己、能干热情、勤俭耐劳、因而受到欢迎。此后12年中,进入夏威夷的中国华工有410人。

  1876年,夏威夷王国与美国签定互惠条约,夏威夷的糖免税进入美国,制糖的高额利润,使大量廉价劳动力进入夏威夷。1876年以后,中国移民以两年一千人左右的速度增加,1876年1283人,1884年在夏威夷的华侨已达18254人,而记录在案的其他亚洲国家的移民只有116人,这116人都是日本人。从1876年到1899年的23年中,华人已达54095人。香山人陈芳、程利、程名桂、孙眉等也曾回香山招募华工。

  其时在檀香山的华工,劳动条件、生活待遇、政治权利都比其他地区劳工好,工人也比较自由,华工出洋前不需订立契约。1877年,粤督刘坤一听说有人在香山县地方设立猪仔馆,贩人前往檀香山,即令查封,并逮捕“人贩头目”。后经查明,均系亲友“带乡人前往檀香山谋生,并无拐卖猪仔之事”,因而予释放。1879年,刘坤一再查问招商局,亦称无拐卖凌辱的事情发生。

  但随着招工人数的增多,冒充“自备川资”的拐卖现象时有出现,鞭苔工人等刑罚相当残酷。1897年4月,夏威夷李林种植园因虐待华工发生暴动事件,一名华工被当场打死,15名华工被逮捕。据1897年12月31日报告,在夏威夷383名华工中,回国者有109人,擅离职守逃亡者173人,死亡101人,死亡的多是因病死亡,有两人死于非命,一个是在骚乱中被监工枪杀,另一个是被监工活活掐死。

  尽管1884年夏威夷的法律规定,雇主不得任意克扣工人的工资,但1891年夏威夷移民局的报告,很多种植园主都有克扣工人工资,不仅不及时报告,反而乱扣,把扣款据为已有。工人的工资每月只有15元,但扣除路费1.25元,还要扣3.75元给政府,0.5元给雇主,剩下的9.5元除了7元饭钱,2.5元烟草钱,就分文不剩了。

  1897年,香山县人郑进禄和新会县人汤心海、李东号等600多名华工卖身从香港运到考爱岛(kauai),在那里砍山林,开辟农场,种甘蔗、水稻。每天干重活14个小时,还要被工头鞭打,每天不是有人被毒蛇咬死,就是有人死在工头的皮鞭下。600多名华工除十多个华工逃亡不知下落,剩下只有郑进禄、李东号、汤心海等9个人,其余的全被折磨死了。直到1950年,园主见他们“老而不死“,只吃饭不能“榨油”了,就通知檀香山华商总会送他们回中国。华商会发动捐款,为他们筹了旅费,买了三张票给郑进禄三人。三人从考爱岛被警察押着,坐飞机到檀香山,又从飞机场用汽车载到移民局监狱里,等候轮船。最后用汽车送到码头,推进“威尔逊总统号”的大舱里。三个老华工的口袋里共有48元美金,是华商会募捐来的。这就是53年“猪仔”的代价。

  著名画家司徒乔从旧金山搭乘“威尔逊总统号”回国,途经檀香山时,遇到了船上增添的这三名旅客,他们的年纪都已在70岁以上,身板宽,腰背曲,脚板大,一双粗糙的大手像块大葵叶。初时见他们整天紧闭双唇,呆坐在甲板上,活像三尊深棕色的石雕像。当中一位完全聋了,一位瞎了一只眼,剩下的一位不聋不瞎的,说话却结结巴巴,同船半个月,司徒乔才把他们的身世弄明白。

  1897年,郑进禄等与其他“猪仔”一起,坐了49天的船,被运到考爱岛,从此就被囚困在考爱岛上。那时的考爱岛,餮蚊成群,毒蛇满山,但工头却使尽了各种办法折磨“猪仔”。

  在“猪仔”卖身期间,一点自由都没有,每天从早上4点开工,到下午6点钟才收工,天气热,“猪仔”们光着身体在烈日下工作,常常昏倒,工头说是“偷懒”,用水浇醒,用皮鞭抽打。郑进禄他们每天除了两餐粗饭外,每人只得年薪8美元。园主在岛上开了铺子,但东西贵得出奇,一根针就要10天左右的工钱,明知讹诈,也无法摆脱。卖身契约期满,园主对华工说:“你们开荒吧,收获归你们,但你们的收获要卖给我。我给你们农具、伙食费,等你们赚了钱再还给我!”

  郑进禄他们起早摸黑开荒,到快下种时,园主来了,叫华工种甘蔗,收获全由园主包销。收获了,园主来了,收蔗、过秤、作价、算账。结果,郑进禄他们不但得不到甘蔗的款,还欠下园主一笔账。原来,他们生活上吃的,用的,都是向园主借的,连喝的淡水都是向园主买的,而甘蔗的价钱只比淡水价钱高一点点,农具却比用银子打成的更贵。郑进禄他们辛辛苦苦干了一年,落得两手空空。园主又说,以后你们就为我种蔗吧,我一年给你10美元的工资。在这天涯海角,有别的路可走吗?

  走投无路的“猪仔”们设法逃走,考爱岛四周大海茫茫,会泅水的人,抱着木头跳进大海,浮游而去,有被偶然经过的商船搭救,有游到筋疲力尽沉下海底,有被工头发现捉回活活打死。

  有5个华工曾经把一个作恶多端的工头打死,园主把他们5个人拿去抵命,李东号等人用石头砌了一个“五祖庙”纪念他们。李东号说,每个临死的“猪仔”都会嘱咐未死的同伴,让他们回唐山时,把自己的骨头带回家乡埋葬,但答应了的同伴不几天也死去了。谁的骨头也没有带回过。人死了,大家在一个小山头挖了个坑,起名叫“望乡台”,埋了,算了。

  汤心海用四邑话诉说了被拐卖的经过:53年前,他还是20岁的小青年,家里有老母亲,但一年到头没几餐饱饭,听说“到金山发财”,虽不全信,但也想去碰碰运气。出洋前母亲为他娶了妻子,成婚第17天就要离开,新娘不愿他离去,但没办法,因为娶妻的钱要他当12年“猪仔”才够偿还。

  华工们要5年省吃俭用才能积到二三拾美元,每托工头或商人汇回家,有被吞没了,有的寄回家,回信被扣留了,使与家人长期失去联系,汤心海在向司徒乔诉说时还说:“53年了,还不知道当年的新娘还在不在人世?”

  当年600名“猪仔”被分坐3条帆船出海。“猪仔”被赶到舱底,盖上木板,舱窄热闷,日间“猪仔”屈膝而坐,夜间大家架足而眠。风浪把人颠得东歪西倒,晕船呕吐,加上满地粪便,臭气熏天,不少人病倒了,中途便死去十多人,汤心海的兄弟汤发木患了痢疾,还未断气就被扔进海里去了。

  当他们断断续续地诉说苦难遭遇时,同船的中国同胞无不感慨万千。在海外飘零饱经欺凌的司徒乔无比愤慨,太平洋上浪大如山,画家在摇摆不止的船,用素描记下了他们的形象。司徒乔是开平人,他曾为孙中山、鲁迅、冯玉祥以及印度诗人泰戈尔绘过肖像。这幅题为“三位老华工”的画作也成为传世佳作。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刚从事侨务工作,从司徒美堂《祖国与华侨》一书中读到了这一段中山华侨苦难史,心酸得久久不能舒怀。老一辈的华侨大多数为出卖劳动力的穷苦华侨,作为侨务工作,就更应该懂得爱侨护侨。

  我走村访户,希望在郑氏较多的村落中寻找郑进禄的下落。在张家边的濠头村,我访问过郑光辉老人,他是侨联工作的积极分子,曾当过全国侨联先进工作者。我把这故事告诉他,他说,50年代初,村子里曾有过这么一个人……我总算能把悲酸埋在心底里,郑进禄真的落叶归根了,他比“望乡台”上的华工幸运。

  这是我30年前的笔记,谨此献给侨刊。记住这段历史,我想,是有益的。(陈迪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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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杨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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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隶巴人的原贴:
我国实施高温补贴政策已有年头了,但是多地标准已数年未涨,高温津贴落实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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