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4年，电影作曲家高如星从武汉军区被借到北影厂写电影《汾水长流》的音乐。他原在八一电影制片厂工作，写过《柳堡的故事》、《江山多娇》、《回民支队》、《野火春风斗古城》等20多部电影音乐。《九九艳阳天》是他24岁写的电影插曲，成为当时最流行的歌曲。

　　在北影厂的一次聚会上，高如星相识了电影演员王云霞。王云霞曾演过《洞箫横吹》、《粮食》、《红河激浪》等多部电影。他了解到王云霞是党员，可是她却不能参加党的会议，问其原因，王云霞说：“我参演了一部描写陕北革命斗争的影片《红河激浪》，受北影领导的指派，把《红河激浪》的剧本送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从此以后就不让我参加任何活动了。后来才知道，是受‘利用小说进行反党’大案的牵连，习副总理被送进了监狱，我也失去了自由，变成‘内控’人员。”

　　燧石相撞时，会发出剧烈的声响和耀眼的火花。而心灵的相撞，却只有火花，没有声响。高如星出生在晋西北，是个放羊娃，14岁参加八路军。1951年，他写了处女作《藏胞歌唱解放军》，在全军文艺会演中获奖。1953年，他随总政歌舞团出访苏联。听了抒情歌曲《喀秋莎》、《山楂树》、《伏尔加船夫曲》等，又听了柴柯夫斯基、斯美塔那、德伏夏克等大师的交响乐演奏会之后，他震惊了.回国后，他全身心地学习俄文，反复听苏联歌曲唱片。1961年中苏关系恶化，不少战友提醒他，他不听。不久，他被留党察看，调离北京。高如星专注而深情地望着王云霞，轻声地对她耳语：“别怕，我也是被留党察看的‘内控’人员。”

　　从此，两人成为患难之交，彼此都认为对方是好人。高如星看到王云霞的母亲卧病在床，生活困难，就把《汾水长流》的全部稿酬送给王母。经过多方努力，他们的结婚被批准了。

　　那年春节，高如星已回武汉军区。王云霞要去武汉完婚，可是北影只批准她三天假。那时，从北京到武汉往返就需要三天。王云霞到达武汉和高如星相见，二人抱头痛哭。王云霞抑止不住内心的委屈和愤怒，大声呼叫：“我送剧本给习仲勋副总理审查，犯了什么罪？”

　　高如星安慰她说：“总会弄清我们是无辜的。”然后他说：“我刚写完一部歌剧叫《枪之歌》，其中有一段是我专为你写的，我唱给你听听：跟着我，跟着我！咱们夫妻双双过黄河。就像一对惊弓鸟，　南山上再去搭新窝。……”

　　时任中南局第一书记的陶铸同志连看三遍《枪之歌》。看第二、三遍时，他闭眼专听音乐。他对《枪之歌》剧组负责人说：“你们回武汉不要拍电影了，我出钱买胶片，让珠影拍舞台艺术片，把全部歌曲都保留下来。”《枪之歌》被调到北京演出，同样受到热烈欢迎。罗瑞卿总参谋长看了演出大声说：“好！歌好，又健康，又好听，是哪个作的曲？”告诉他是高如星。罗总长又问：“他来了没有？让我看看”。高如星赶紧从后排跑过来。罗总长握着高如星的手说：“你很年轻嘛，谢谢你写了这么好听的歌。”罗总长很喜欢这部歌剧，破例请剧组吃了一顿饭，以示祝贺。

　　不久，“文革”风暴骤起，罗总长和陶铸同志都被打倒，他们对《枪之歌》的称赞，又增加了高如星一条新罪状。造反派昼夜车轮大战，严刑逼供，要高如星交待写《九九艳阳天》这首靡靡之音的罪恶目的。高如星拒不认罪。《九九艳阳天》是超越一般电影的插曲，成为纯朴、真挚、缠绵爱情的象征。而且歌曲结构简单，通俗上口，电影放映过程犹如起了教唱作用，观众看完电影差不多就可以背唱下来。著名作家白桦说：“高如星小学文化，没进过音乐学院，也没有师从过任何名家，可是他懂合声，会配器，他写的歌既有民族风格，又有时代精神。有些作曲家一生一世也没写出什么动听的旋律，还有些作曲家只会生吞活剥地使用民间音乐，毫无发展和创新。高如星却不同，他的旋律随时都能从他的心中流淌出来。”

　　1972年，42岁的高如星在弥留之际，让妻子给他唱《跟着我吧》。妻子哽咽着唱不下去。临去时，他说：“云霞，帮我穿上军装，钉上帽徽、领章，将来让咱们的孩子看看，他的父亲不是坏人，是一位曾经南征北战、堂堂正正的解放军战士！”(顾育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