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于轼先生前不久提出应提高大学学费、增加贫困生补助，因为现有较低的大学学费使富人搭了穷人的便车，引发了激烈争议。昨天，茅于轼先生在贵报发表《大学低收费实为穷人补贴富人》作出回应，认为对他的批评“抓错了重点”。但茅先生重申提高公办大学收费标准、增加贫困生补助的观点，并不见得合理、可行。

　　一是公办大学现有办学成本、收费标准的合理性问题。不少民办大学多年来并未实质性享受到政府的优惠政策，学费大致和公办大学持平，但并未由此造成大幅亏损(民办大学真正头痛的是国家政策对其学生学历等问题的不平等待遇)。值得注意的是，民办大学为了招生，所收学费有相当部分是用于奖励招生人员(按招生人头提成)，也就是说学费只是部分用于教学，这意味着大学的办学成本完全可以控制在学生现有学费的水平之内。公办大学何以办学成本数倍于民办？办学成本中有多少部分“浪费”在官僚化机构、无效“科研”和“基建”工程之中？现有的办学成本是否经过公开透明的核算、审计？

　　二是补助高中生和补助大学生不是一个层级的问题。高中生一般多在户籍所在地、父母工作地上学，得到的补助主要是学杂费，少数人可以得到部分生活补助，这个总数远远低于背井离乡的大学生所需要的补助数额。一个中低收入的家庭，省吃俭用还可以应付一至两个高中学生的开支，但却无法支撑一个非师范类大学生的学费、生活费，这种情况是生活常识。

　　三是穷富划分不切实际，中低收入的大学生家庭将很难应对学费翻倍。穷和富是相对的，按照教育部的统计口径，各高校的贫困生数量大抵在10%—20%。茅于轼先生认为如果学费提高，这10%—20%的贫困生可以得到更多的补助，在情况特殊如青海师范学院等贫困生特别集中的高校，还可以扩大补助面。然而，除了需要特别救助的贫困生，还有大部分没有救助也很难取得奖学金的、来自中低收入家庭的大学生，他们靠的是全家节衣缩食、举债亲友来上学，如果数倍地提高学费，也很难得到同比增加的补助，届时等待他们的除了家庭破产，就是被迫中断求学路。更何况，贫困生补助在现行操作中由于公开、监督的不足，存在诸多弊病，审核发放的权力被集中在高校一群行政官僚手中，补助津贴成为待价而沽的“奇货”，有不少贫困学子事实上是被补助拒之门外的。

　　四是被茅于轼先生认为“搭穷人便车”的富人，实际上许多人出于对中国高等教育的不放心，已经越来越多地不屑于搭这个“便车”了，2006年、2007年都有十多万人赴海外留学。人家不满意的是国内大学提供的教育服务的性价比，如果数倍提高学费，在国内上学岂不显得更不划算？恐怕会加速富人“逃离”、留学的步伐。(郑渝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