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我的丈夫•我的蜜月》的追忆

杨煦

　　一、小引

　　《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是一篇引起过争议的文章。该文见报之后，在社会上，尤其是在上海新闻界引起了一场波澜。它给我们中新社的同志们带来过激动，带来过忧虑，带来过惶恐，也带来过欣慰。

　　该文是1957年初我社第一专稿部(那时我社的专稿工作部门曾设有第一专稿部和第二专稿部。第一专稿部负责对印尼、印度、缅甸等当时未建交区发稿。)组织社外作者写来的一篇专稿。

　　在我的记忆中，《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是尘封已久了。不久前，有的领导同志想起这篇有过争议但也取得一定宣传效果的文章，才引起我的追忆。

　　二、正名

　　《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一文本来的题目，并非如此。而这篇文章后来之所以引起争论，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个题目不无关系。

　　这篇文章发稿时，我们给它拟定的是个老老实实、十分“正统派”的题目：《我有了幸福的家庭》。稿件发出以后，一家海外华文报用原题刊出，而香港大公报却把题目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以下简称《丈夫》)，又因署名作者是知名度很高的越剧表演艺术家范瑞娟，所以，国内报纸从大公报转载过来以后，争论起焉。因而，在此文的开头，我们颇有正名的必要。正是：“《我有了幸福的家庭》，变成了惹事的《丈夫》”

　　三、缘起

　　《丈夫》一文是何时、因何而发生的呢？这还要从《梁山伯与祝英台》谈起。1957年前(大约是1954年)，我国彩色戏曲片《梁山伯与祝英台》在港澳和东南亚一带上映，极受欢迎，引起很大轰动。因此，戏中主要演员范瑞娟、傅全香等，也从戏中的“英雄”(HERO，主角也)成为观众心中的英雄。众所周知，在剧中，范瑞娟是扮演梁山伯的。1957年初她结婚时，报纸上发表了一则消息，题为《“梁山伯”结婚了》。当临近三八妇女节前夕，我社第一专稿部考虑怎样配合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进行宣传报道时，我们认为这是个很好的题材。因为在解放前，越剧女演员的社会地位很低，她们为了能在越剧舞台上赚碗饭吃，尽可能地延长自己的艺术生命，很多人年华老大也不敢结婚。因为结婚以后，演出的卖座率立即受到影响，甚至有些已经成名多年的演员也不敢论嫁娶。这是旧社会女艺人普遍性的悲剧。但是，现在，大名鼎鼎的范瑞娟居然结婚了。不但结婚，而且举行了亲朋戚友登门祝贺的婚礼，她选择的又是自己心爱如意的对象，这一事实至少可以生动地说明：新中国女演员的处境，与旧社会相比，有了根本的变化，她的社会地位有了极大的提高。也可以说明：新中国的戏剧观众们，欣赏的是艺术，而旧社会那些有钱有闲阶级只看女演员色相的现象已经彻底埋葬了。新中国的女演员，在党的领导下，在进步的社会制度下，可以恋爱、结婚，也可以有自己幸福美满的家庭。女演员是中国妇女的一部分，也是特别受人注目的一部分，因此，报道范瑞娟结婚及其婚后的幸福生活是很有社会意义的。当时，我们觉得报纸上的消息短了些，内容也简单，对海外需要比较详尽些的报道。我们了解到范瑞娟的爱人是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即请他以《我有了幸福的家庭》为题，以范瑞娟的名义，写来一篇文章。文章写得很好，有情节、有思想活动，有幸福感，也有积极向上的激情，并附有新婚的照片三张。稿件收到以后，我们没有做多少加工，经领导审阅定稿后，发给了印尼最大的一家华文报——新报，又加发香港大公报一份。不久，这篇文章在印尼新报和香港大公报均全文刊载。新报仍用我部定的标题：《我有了幸福的家庭》，而大公报却把标题改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后来，我们发现海外还有几家报纸转载了这篇文章。

　　四、波澜

　　海外的华文报转载，扩大了宣传影响，我们求之不得。不料，上海一家党报也把它从香港转载过来(从他们报纸所用标题可知转载自香港)，因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一部分新闻界的同志和读者对《丈夫》提出了批评，意见多是(大意)：这一篇女演员写的文章里，又是丈夫，又是蜜月，又是闹洞房，又是结婚之后，作为党报，不应刊登这一类黄色文章。退一步说，该文至少是不严肃、不健康。与此同时，一部分新闻界、文化界的同志和读者起而为本文辩护，认为(也是大意)：此文虽然写的是恋爱、结婚、洞房、蜜月，但是内容健康，党报刊载有何不可。作为党的机关报，也应该关心和反映人民的生活，当然也包括恋爱与婚姻在内，不必大惊小怪。两方面的意见，针锋相对，此来彼往，相持颇有几日。对此，我们很激动，也很担心。我们不想为自己辩护，可是我们为范瑞娟同志不平。于是，我们还是写就一篇以《为<我的丈夫•我的蜜月>说几句话》为题的短文，打算投往上海(因为争论是在上海进行)的报刊，企图说明：一、文章是我们组写、发出的，如有什么过失，责任应由我们承担；二、文章是发往海外华文报纸，与国内报道应该有所不同；三、分析文章内容，并无黄色与毒素，请勿误解。但是，短文写好后并未发出，原因是：一、当时正值唇枪舌剑、争论方酣，我们怀疑短文发出究竟有无效果；二、双方争辩尚未见分晓，想看看结果再说；三、检查我们发稿动机、稿件内容，问心无愧，相信“公道自在人心”，相信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争论必有正确结论。于是，这篇短文就此搁置下来。(此文底稿，在1969年下半年，与五七干校时连同一些其它文稿都付之丙丁)。这场关于《丈夫》的争论，持续一段时间以后，逐渐销声敛迹，慢慢停止了。过了很久，我们才知道：在那场争论以后的一段时间，毛泽东主席到杭州出席一个会议，有人同他谈到关于《丈夫》的争论，他看了该文后说：“报纸上不能天天登‘上甘岭’，也不能天天登‘我的丈夫•我的蜜月’，我看它还不能算黄色文章吧！”(大意)听到这个消息之后，我们心中的惶恐才逐渐消失。

　　五、欣慰

　　《丈夫》一文发出后，效果如何，我们没有认真地进行调查，只知道发给印尼新报和香港大公报的稿子都已见报，而且有些海外华文报转载。至于读者的反应如何，心中无数。但是，《丈夫》给中新社惹来一场麻烦在社里则是尽人皆知的。1957年召开分社会议时，即有同志在会上对此文的发出，表示责难与非议。当时因为我们对宣传效果心中无数，所以在会上也没有提出我们的观点，只是对宣传效果心中无数，所以在会上也没有提出我们的观点，只是第一专稿部主任林波同志，转述XX部的内部通讯上，刊登过读者对《丈夫》一文的反应，大意是：在东南亚和港澳的效果是好的；它还传入了台湾，该地的一些越剧爱好者对于范瑞娟的结婚，表示惊异，认为越剧女伶的处境、地位确与过去不同了。

　　我们一面承受了指责，一面听到XX部内部通讯中的评价，感到：工作中即使受到一些误解，但只要取得一定的成效，内心还是十分欣慰的。

　　六、尾声

　　《丈夫》一文，从发出到现在，30年过去了。在30年后的今天，如此一篇区区短文之所以还会被人记起，可能正因为它曾激起一阵波澜。引起过一场争议，最后被读者承认，取得一定效果；也可能因为题材有某些可取之处，文章写得感情真挚而文笔生动。作为这篇文章的组稿人、发稿单位的工作人员，从这篇文章本身和它发出的前前后后，能获得些什么呢？我觉得大体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几点：

　　一、从文章引起的争论可以看出，我们的宣传工作不仅要承认内外有别，而且要十分注意这种差别。国内外的宣传报道不能一锅煮。国外要讲的，国内不一定讲；反之亦是。国内一条消息即可，国外也许要发一篇通讯；反之亦是。对国外宣传，如照搬国内的做法，读者会嫌宣传腔、程式化、枯燥、呆板；如果把对外宣传的某些做法用于国内，又会看不惯，引起争论。所以，对海外四种人宣传报道，一定要从他们的客观实际出发，了解并针对读者的思想情况，存在的问题，理解和接受能力，关心和爱好什么，力求做到有的放矢。

　　二、一篇稿件引起争论，不一定是坏事。有争论说明问题，反映了矛盾的存在。互相对立的意见，可以促使我们去思考、反省、分析、辨别，有助于改进工作，防止偏差，不因一得而喜，也不因一失而忧，最后得出结论，对工作可以提高一步，在新的起点上开展今后的工作。

　　三、我们对海外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报道，这一方针要坚定不移。爱国主义的宣传与社会主义宣传，有其一致性，也有差异性。应该爱我社会主义祖国，也可以爱我五千年历史的祖国，二者应该存乎一心，相机而行。选择什么报道题材，从什么角度报道，话怎样讲，讲到什么分寸，都要因时、因地、因报制宜。不唱高调，也绝不唱反调。《丈夫》一文，国内报纸转载后，一部分人提出批评意见，有“黄色”之嫌，但是，如果把该文发往另外地区，或发给偏右的报纸，也许会嫌范瑞娟的人太红，谈她在大陆幸福生活的文章调子太高，其间的差异很大，也很值得我们注意。专稿一定要：上什么山，唱什么歌；一定要：看菜吃饭，量体裁衣。

　　当然，还有些其他方面的问题，如标题的写法，发稿的时机等，都可以探讨，就不一一赘述了。

　　30年前的一件往事，手边又没有什么文字资料，仅凭记忆，拉杂写来，难免有失误之处，如指正，欢迎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