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左尔格研究”

杨国光

本文作者在莫斯科左尔格雕像前留影。

　　提起 “左尔格研究”，说来话长。记得是1946年的事情。那时我还在日本东京读书，是初中一二年级的学生。时值抗战胜利，台湾回归，旅日台胞、侨胞个个扬眉吐气，热烈庆贺。我是其中的一个。因受家庭影响，我当时在日本人的学校里显得很进步，算是个小小的“左派”。

　　东京有个叫神保町的地方，是个著名的书店街。十里长街,数百家大小店铺鳞次栉比。因离学校(御茶水站)只有一站路，放学后，常和同学三三两两漫步到神保町逛书市。

　　一天，很偶然，在一家书摊上发现大开本、颇厚重的流行杂志，封面用醒目的彩色字体标着：《左尔格事件真相》。四周还配有数张人物头像。讲的是发生在太平洋战争前夕的一起所谓国际间谍案。我既受剌激，又很好奇，于是买了一本带回了家。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左尔格、尾崎秀实等人的名字。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还年少，恐怕没看懂多少，但在脑海里却刻下了鲜明的印记：他们是反战反法西斯的无名英雄，是正直的、了不起的人物。令人痛惜的是，他们不幸被日本反间谍机构——特高警察破获，在日本投降前十个月被送上绞刑架。

　　1950年底，我告别生活12年(自1939年)的日本，随父母回到祖国。说来也蹊跷，从此以后整整30年，包括我赴苏学习的六年(1954——1960)间，再没有听到左尔格的名字。当然，这里有中苏破裂、“文革”等众多复杂的原因。我这是后来才领会的。尽管如此，他们在我心目中，依然是神圣高大的。

　　30后的1980年11月，新华出版社破天荒推出了俄译中的《间谍——左尔格》一书。我真是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一口气把它读完了。此书的译者是永穆、爱琦和李薇。原著则由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于1966年出版，作者为知名的尤里•科罗利可夫。它是1964年11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米高扬给左尔格恢复名誉并授予他“苏联英雄”称号两年后，在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国家(当时)推出的第一部相关传记。这是一部纪实文学作品，虽对左尔格等人的功勋——最先向斯大林通报希特勒即将进攻苏联，日本“大本营”已作出南进的国策等有客观的叙述，但对他在1937、1938年肃反时期受到的不公正待遇——颠倒敌我的不信任和怀疑以至最后酿成的悲剧等却只字未提。

　　1984年，我被派往日本任中新社常驻记者。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自己知道的信息远非全部，更多的是些表面文章。或许这就是人们常说的，历史和时代的局限性吧！我暗自下决心，退休后也写本书，以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于是在收集积累相关资料的同时，利用工作之便，专门采访了尾崎秀实胞弟，时任日本笔会会长，相当于我国的巴金般有名气的作家尾崎秀树和左尔格的日本妻子石井花子。我还同他们一道前去东京郊区的多磨陵园给左尔格、尾崎秀实、宫城与德以及他们后来的志同道合者中西功、川合贞吉等人扫墓。

　　1994年，我结束驻外记者任期，回到北京。在出版《一个台湾人的轨迹》后，于2002年写出了《谍海巨星——左尔格》(上海•学林出版社)一书(2005年再版)。其日文版是2009年由东京•社会评论社出版的，书名为《左尔格潜入大上海——日本的大陆侵略和国际情报战》。遗憾的是，尾崎秀树和石井花子在二十、二十一新旧世纪接合期相继仙逝，未能看到我的书。

　　最后补充一段鲜为人知的相关史实。

　　左尔格自1930年1月至1932年12月，受命在上海从事谍报工作。其间，与当时在上海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中央特科的潘汉年、王学文、陈翰笙都有过接触。左尔格还向工农红军提供过蒋介石的一次次“围剿”计划，为中国革命立下汗马功劳。

　　我这是2008年从被誉为“革命老人、后代楷模”(张万年语)——张文秋(邵华母亲)的《毛泽东的亲家 张文秋回忆录》(广东教育出版社2002年)一书中获悉的。尤其是周恩来与左尔格的秘密会见一事竟成为日本媒体的爆炸性新闻，惊动了学术界。据说，有关左尔格及其事件的论著在全世界不下200种(一说300多种)，却没有一部提及此事。有个日本友人，为此，还专门来华向中联部核实其真相。我是据此，先在《人民政协报》(2008年8月21日)上披露了这一段史实。随后在2009年的日文版中，把周恩来与左尔格的历史性邂逅用一个章节作了详细的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