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风雷激荡中凝固历史性一瞬

　　刘北宪

　　2000年9月7日，下午3点钟，我拎着一架佳能E50、配了28～135变焦镜头的相机，缓步走进纽约华尔道夫饭店的大厅。

　　此时的华尔道夫饭店如果发生爆炸案，对整个世界的打击将会是灾难性的。因为现在这里住着30多个国家的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其中包括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总统克林顿、日本首相森喜朗……等等。

　　全世界的政治精英正齐集纽约，出席正在这里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一时间，纽约风云际会。

　　我作为江泽民主席率领的参加“联千首”会议的中国代表团随行记者，是与代表团同乘一架首次启用执行国家元首专机任务的中国“空军一号”波音747-400飞机，三天前抵达纽约的。昨天，“联千首”会议已在联合国大厦开幕。

　　今天，再过一个小时，就在我刚刚走进华尔道夫饭店大厅一侧的“帝王厅”，将举行一次对下个世纪整个人类命运和世界政治格局都会产生深远影响的“巨人峰会”——“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首脑会议”。当今世界政治“五巨头”：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美国总统克林顿、法国总统希拉克、英国首相布莱尔、俄罗斯总统普京，将走过这里的红地毯，进入帝王厅，去商讨事关世界和平与安宁的重大议题。

　　这是联合国及其安理会历史上迄今为止第一次举行五个常任理事国的首脑会议；这次会议的倡导者是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这次会议的地点帝王厅，是出席“联合国千年首脑会议”的中国代表团下榻华尔道夫期间租用的用餐处。因此，中国可以说是这次在异国土地上举行的最高峰会的“东道主”。这次会议的的重要性不言而喻，特别是对中国而言，它是“联千首”会议中的重中之重。

　　作为一个新闻记者，你一生可能仅有一次机会成为这种重要政治历史事件的采访者。但出于种种考虑特别是安全原因，主办者不可能满足数以千计的记者都想进入帝王厅目击历史的采访申请。最后的办法是：只许中、美、法、英、俄每个国家派五名以内的摄影、摄像记者入场；只准拍照两分钟，不许提问。据我所知，在以往类似的重大政治外交事件采访中，中方的惯例是官方摄影师名额由新华社一家独揽，其他任何新闻单位都无法染指。但我是有备而来啊。在北京的时候我就琢磨过，如果此次采访仅作文字报道，我会十分轻松，可这样中新社的报道中不仅缺少图片这一门类，对我而言也少了一份挑战和刺激。“我要拍几张好片子！”我想。朦胧中我觉得自己能成。所以我行前特意选了一架E50，还特意领了两个合适于室内拍摄的八百度胶卷。

　　在头天晚上的新闻准备会上，中国果然指定了中央电视台和新华社的摄像、摄影记者作为官方摄像、摄影师入场。其他新闻单位的记者一概无缘问津。作为一名文字记者，我理所当然地“落选”了。

　　忙碌了几个日夜的写稿、发稿之后，我终于可以堂皇的理由心安理得地去逛逛第五大道了。或者，坐在纽约秋日的遮阳伞下，悠闲地呷一杯香浓的卡布西诺。

　　但我心有不甘。我想任何一个真正的新闻从业者尽管此时不能打破限制、改变规矩，恐怕也都会心有不甘——你在与历史擦肩而过。

　　这一天凌晨向总社传稿之后，我躺在华尔道夫八楼房间里那张宽而柔软的床上，黑暗中睁大了眼睛，向天花板张望。我在搜索枯肠。于是，我有了预谋：我要设法进入帝王厅，去拍一张“五强会晤”的片子。当然，我还无法设计出一套明确的“潜入”步骤，但却设想了一组模糊的轨迹模型。目标是明确的。

　　我要“全副武装”，提前一个小时来到华尔道夫的大厅。我相信以“五常峰会”的保安之严，要想在五巨头入场后，混进帝王厅的几率绝对是零。但据我所知，美国人又绝不会提前一个小时就对饭店大厅清场。我一到那时，就会立即寻找届时肯定会在那儿执行任务的中方人员聊天，帝王厅附近的沙发将是我最终落脚目标——我已经侦察过几组沙发的确切位置。我会若无其事地与佩戴有会议证件的中方人士火热地“侃山”，使美方保安不用走过来查看就会确认，我们本来就是一伙儿的。我会尽量苦撑到最后一刻，等待天赐良机的出现。最不济，能抓拍到一张五巨头入场的照片，也可以聊补中新社对“五常峰会”一张片子都没有的不足。也许我的预谋无法最终完成，但没试又怎么知道！做而不成，我不会遗憾，毕竟努力了。而或许——正是这火辣辣的“或许”的念头，支撑着我夜半不寐，又在苦思着可能碰到的情况，以及从容应对的细节。冥冥中，我对这可能的“或许”，有着非常强烈的预感和期望——我会用图片来记录这段历史。

　　于是，在我刚刚离开八楼房间前，特意在相机中装入一个八百度的胶卷。我甚至自信给美国分社打电话，叫他们派人四点钟开始到我的房间，等我“五强会晤”的片子，一拿到后就立即冲洗，以免耽误发稿……

　　真是带着这种绝不会入宝山空手而回的自信，我面色悠然地穿过了虽然经过精心布置，但仍显得暮气沉沉的饭店走廊，乐呵呵地走进了华尔道夫的大厅。拿眼一扫，我立即发现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的王小姐正坐在远离帝王厅的一组沙发上，与礼宾司的一位男士谈天——与我设想中的简直一模一样。我踱步过去，与他们打招呼。王小姐问我打算去做什么。我佯称：“四点的采访没我的事。我想出去溜达溜达，噢，反正时间还有的是，先坐会吧！”坐下后我开始漫无边际地和他们瞎扯，说了什么至今已浑然不记得。可我的眼睛并没闲着：帝王厅的门口已经拉上两层厚厚的墨绿色绒布幔；几个高大、威猛，带着小型耳机的美国壮男，一脸沉重地在那儿守着，盘查进入的每一个人；大厅里有人牵来两条警犬，转悠了两圈又进入帝王厅；紧靠大厅的咖啡吧显然没什么生意，只有两个左看右看都不像顾客的人，在靠栏杆的小桌边坐着，瞄人都是警惕的眼神；穿深色西服、膀大腰圆、挂着证件的美国“小平头”，是越聚越多了。一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架式！而……我设想中的下一个环节出现了：在靠近帝王厅最近的一组沙发边，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处长延秀生与中央电视台驻美国记者高军等几个人，凑在了一起，正在聊天。

　　我站起来，走过去，加入他们的谈话行列。偶尔有美国保安从我们身边经过，有意无意地盯着我们看几眼，但小延那张显眼的、通行无阻的外交官证件显然起了作用。没人来找我们的麻烦。我窃喜：我在靠近预定目标了。

　　3点30分，接下来发生的事，使我感觉好像纽约的上帝开了天眼！正是这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处的新闻官孟勉小姐走了过来。她和我们聊了两句话，看见我拎着的相机才突然发现了什么，冲我叫道：“哎，你怎么还拎着相机站在这儿！怎么还不去安检！再过两分钟人家安检就结束啦！”我当时心里这个乐呀，马上意识到千载难逢的机会真的就扑面而来了。但表面上总还要拿点派吧！我说：“你们什么时候告诉我要去安检了？”一旁的小延解释道：“老刘没在咱们原先报的官方摄影名单里面……。”孟勉说：“噢，我说呢。不过我刚从安检那边过来，咱们的人有一个没到，还空着一个名额呢。”上天有眼掉下个大馅饼，我总不能在这节骨眼上让眼看煮熟的鸭子又飞了，于是马上接茬道：“那我去呀！”孟勉说：“那你赶紧到走廊尽头那儿，往右一拐那儿去安检，然后等到时候他们一块儿带过来进帝王厅。”我心想，我自己去安检，谁认定我的“资格”呢？于是立即对孟勉道：“要去也得你带我去，好有个确认呀！”她说：“我刚从那边回来，一会儿这头儿还有事要盯着呢。”能去安检，这可是整个预谋链条中的关键一环。通过了安检，我甚至可以大摇大摆地走进帝王厅了。事已至此，又岂能放弃。“带我去一下连去带回也就两、三分钟的事。有说话这功夫早去了又回来了，走吧走吧！”不由分说，我礼貌地拽着她的胳膊向走廊的另一头儿走，走到半路才放手，还不断跟她说：“你不带着，每个记者都跑那儿去安检，那不乱了，谁信呐！”

　　孟勉带着我走到安检地点，已经有些中外记者安检完毕，被圈在一块不大的场地里，等待最后被召入场了。中方的另一位新闻官、负责带领官方摄影师入场的丛武先生看见孟勉引我而来，诧异地走了过来。孟勉迎着他说，“咱不是还差一个人吗。我带老刘来了。”丛武道：“他是业余，不是专业摄影师呀！”我接嘴道：“你的名额空着也是空着，干嘛不让我去呢！”丛武似乎仍有些犹豫，在一旁与孟勉小声商议，兄弟单位的同志也插言说了几句。而此时有一位矮胖的美国秃顶小胡子却走到我的身边，问我是不是要安检。我真的相信当天纽约的上帝在帮我，于是即刻生米煮成熟饭，连答“是，是。”他叫我把相机镜头卸下来，再按几下快门。我照做如仪，心里暗自庆幸：幸亏还知道怎么拆镜头。“秃顶小胡子”拿过我的相机又左右看了看，一挥手，就让我过了关。我都没有来得及再谢一下孟勉小姐，就赶快走进了安全圈，找了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倚在了那儿。

　　数分钟后，我与其他通过安检的记者一起，被发给了专为此采访拍照特制的黄色采访证。美国的新闻官“雀斑小姐”在我的证件上，用红笔划了一个“C”字，告诉我只准在C区拍摄。哪儿拍都行，能去拍就行。我已经在赞美我今天的运气了。

　　再过两分钟，孟勉气急败坏——真的抱歉如此用词但她确实如此，她气急败坏地跑过来，一把拉住新华社的摄影师刘建国老大哥，大声道：“老刘你们怎么还在这傻等着，人家美方摄影记者已经入场拍上了。”这下炸了窝。我忙问：“那几位首脑呢？”孟勉道：“都进去坐下啦。快走快走。”而此时，美方的人却出来“挡横儿”了。他们叫美方的保安拦住了所有记者，同时声称，只有他们有权决定何时带记者入场。这时候，中国外交部新闻司的冯玉慧小姐风风火火从帝王厅那边跑了过来，开始用英语大声责问“雀斑小姐”何以对美国记者给予优先入场的特权。“雀斑”否认，同时想努力稳住局面。但那些外国记者听懂了她们的对话，一哄而上，开始与他们一起冲击美方的“封锁线”。

　　眼看就要起风波啦。那时候华尔道夫饭店走廊中的场面乱过了甘家口的天意自由市场。我拽了一下孟勉，说：“你还不先拉着老刘快走！”明知不会由我首先“抢滩”时，尊崇一下新华社的老大哥是绝对必要的。孟小姐明白了，悄悄引着老刘快步走向了走廊的另一头(刘建国老大哥由此完成了自己退休前的最后一幅新闻杰作：五强握手；他也极有可能由此把这一张中国新闻奖的奖状拿到手)。我们的“大队人马”仍被美国人拦住，进一步退两步，你挤我拥，动弹不得。冯玉慧急得和美方人员吵了起来，声言明天要就此事提出“外交交涉”。

　　人声嘈杂中不知过了几分钟，“雀斑小姐”才以美国人特有的方式耸耸肩，然后微笑着引领一帮急红了眼的记者一路杀奔帝王厅。在进入华尔道夫大厅的走廊口，那些没有“黄证”的记者已密密麻麻排成了层层拥挤的人墙。冲过这道热气腾腾的人墙时，我真心的心里偷着乐呢。

　　我又看见了高军，他还站在我刚才聊天的地方，竟然没有被撵出“特别保安区”。他看我夹在走上帝王厅的台阶的人流中，扛起机器问我“北宪，我怎么办？”我一把将他拉进我身后，道：“都这会儿了还问怎么办，跟着往里混呗！”

　　他的结果是悲惨的。磕磕绊绊挤到接近帝王厅的门口的时候，被眼明手快的美方保安一把抓住脖子领子，拉出了人群——倒不是被人发现了他没证件，而是美方此时除了美国的官方摄影师，根本不让任何其他国家扛摄影机的人入场，就连领了“黄证”、作为中国官方唯一摄影师的中央电视台记者周建国，也被从人丛中揪了出来。没理可说。

　　那时候我已经顾不得高军了。我抢步跨进了帝王厅，一眼看见江泽民、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普京围坐在一张铺了白色台布的大大圆桌旁，正微笑着交谈着什么。我奔到C区，从取景框中看到合适的画面后，便迅速地按了快门。然后，我意识到该乘乱换个角度，又游移到A区拍了几张。在一片镁光灯闪亮，“咔嚓咔嚓”的快门声不绝时，已有人(想必是美国保安)从后面揽住我的腰，要拉我离场了。我当时有些遗憾。因为“五巨头”围桌而坐，普京一直处在在背对镜头的位置，布莱尔的位置也不理想，我还没有拍到五人同时面对镜头的画面。当然，其他记者也没有拍全。俄罗斯记者显然比我更急——好歹我还拍到了我们自己国家元首的面孔，而他们如果仅拍到了普京的后背，回去又怎么向老总交差呢？于是几个俄罗斯记者不顾一切，开始大声叫起普京的名字“普京，普京！”听到叫声，普京半转过身，扭头面向记者，而另外四位政治家见此情景，也都会意地微笑起来。我挣脱了后面的强壮的揽腰的手，又探身冲上去按住快门不撒手，连拍了几张这一场景。

　　当其时也，我心狂喜，有一种足球场地百码之外劲射得分的感觉，酣畅淋漓。我确知，通过自己的努力，我用镜头凝固了风雷激荡的日子里历史的一瞬。这来之不易。可如今下笔写来，又像是来之太易了。

　　有人拽住我的胳膊低声请我离场。此时，我顺从了。

　　第二天一早，我起床后去吃早餐，在房间门口看到了送来的当天的美国《侨报》。顺手打开，一眼看见头版中心位置，刊登的是我拍摄的那张“五常首脑圆桌会晤”的照片。是的，我把历史风云的精彩一页，留在了历史的记忆里。

　　这天晚些时候，丛武碰到了我。他说：“你这个业余的拍的片子满不错嘛。”我道：“我是个业余的，可你也不看看我是个什么业余的。‘荷赛’奖得主在我手下‘打工’呢。”我没有任何贬损“荷赛”得奖者的意思，无非是告诉丛武，中新社藏龙卧虎，即使是业余的，也十分了得。

　　这天更晚些时候，新闻准备会上又开始分配次日江泽民与克林顿会见时的摄影名额。负责此事的延秀生在问了新华社去几位摄影记者之后，“老刘，还有名额，你去吧！”

　　从美国回来之后，我想到了一连串假如：假如我接受了摄影部最初的建议，使用一种小巧、轻便的傻瓜机，而没有执意要带佳能E50；假如我没有行前就想到领了两个准备室内拍摄的八百度胶卷；假如我没有提前一个小时到华尔道夫大厅去等待机会；甚至最小的假如，假如我不会拆卸那个相机镜头……那么也许我就不会拍到这张具有历史意义的图片，或者可能在实施预想的链条的哪一环节上断掉，被淘汰出局。

　　更主要的，假如不是中新社环境培养了我那种绝不轻易言败的精神和韧性，不是许多中新社人强烈进取的敬业意识为我做出了榜样，我可能自己就会主动出局了。没有压力的出局是惬意的。

　　或许我在纽约的这段采访经历，只不过是一部严肃新闻史中的一段诙谐但不可重复的插曲。但于我而言，这段插曲的每一个乐音，都是无比美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