灾害报道断想——从A到K

　　张雷

　　发生在2008年5月12日下午14时28分的这场汶川8.0级特大地震，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文化以及民生来说，在这个奥运年的实际意义将是震撼式的。在新闻传播领域，它也必将成为共和国新闻史上的重要一课，更将对全球化时代、数字化时代的中国对外传播，留下极具启示意义的重大案例——经验有益于未来的行动。

　　遵王晓晖副总编辑之命，苦撰断想一篇，省去案例，只谈随感，非关学术。

　　Action 行动，开拍(电影)

　　汶川地震发生的最初一刻，犹如好莱坞导演对着执导筒大喊：“action”(开拍)，没有什么比行动更能表现新闻记者的敏感——在汶川地震发生6分钟后，是网友第一个在互联网上发布“地震了”的贴子；过了2分钟，新华社在未确定震中和震级情况下发出了第一条快讯；再过15分钟，中新社发出第一条正式消息指明了震中和震级(当时称7.6级)；又过19分钟，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取消了原有节目，开始直播关注汶川地震——这时，中国总理温家宝已在北京南苑机场起飞赶往灾区。

　　由此最初一小时，国际传媒的注意力被逐渐吸引到“汶川”这个从无英译的不知名小县。中国新闻界因赢得了第一时间而牢牢掌握了这场灾难报道的主动权：对地震报道的发令枪声来说，这场新闻竞赛只会有一个冠军。学术界能够看到，中国媒体习惯上的被动和保持沉默的形象，终于得以改观，“先入为主”者可得舆论先机，并导引着事态的发展。

　　这显然是一个前所未有的转折。在此之前的5月1日，中国政府历史性地正式颁布实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新闻界也将由此转变过去的被动出击的机制，而随时准备着行动——当然，最好准备妥当行动前的经验和预案。

　　Bad news，坏消息

　　灾难新闻是新闻中的顶级。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模糊的体会是，“广告都是好消息，新闻都是坏消息”。这一方面是由于大众心理和阅读趣味所决定的因素，另一方面又是新闻机构与生俱来的兴奋点所在的位置。

　　在北京大学研读新闻学理论时，曾对比过中西新闻比较：中国新闻喜欢说“好消息”，西方报道喜欢谈“坏消息”。事实上，自己如果先说坏消息，要远远好过被他人谈论坏消息。灾难报道便是这类典型：也就是说，当人们关注此消息何以坏的时候，新闻媒体就应该及时指出其何以坏、多大范围、持续多长时间、会影响多少人……

　　政府的救援、军方的投入、医疗的准备以及社会的反应，这些都必须是在第一时间得到最充分的报道，因为在报道坏消息的时候，大众媒体不应导引读者走向恐惧和绝望的情绪，恰恰相反，应提供那些正面信息和舆论以稳定社会——在此方面，中国媒体历来都做得好，坏消息可以唤醒公众的同情心，但信息过度却会导致效果相反。

　　Crisis，危机

　　灾难自然会带来某种危机——在2005年美国发生卡特里娜飓风后，由于布什政府救灾动作迟缓而令其民调支持率大幅下降至40%至45%，并引起公关顾问的忧虑。这给其它国家政府和新闻界一个重要的启示：危机反应的速度往往是公众评价的标尺。

　　是的，正如神奇的汉语所蕴含的辨证哲学。危机，正是危中有机。无论对于政府、军队、医院还是媒体，灾难报道正是如此蕴含着变化的重大事件。

　　面对危机的不同反应，正是媒体应当呈现的社会多元层次。而其中最具新闻价值者便是，什么在改变？谁在改变？为什么改变？这是短期的还是长期的改变？当然，相对的，如果还有一些没有变的东西在这场创造改变的历史事件中更显出新闻的价值，例如人性的喜怒哀乐，例如汶川大地震中的谭千秋和“范跑跑”，都是危机反应的结果。

　　新闻界是一个沉浸在危机中的行业，但它必须能引领公众找到光明。

　　Down play，低调报道

　　低调报道是一种异乎寻常的技巧，因为它比不报道要正面积极(因不报道而导致被批评所造成的公众形象要糟糕得多，这样的例子在中国的宣传报道中可谓不胜枚举)。例如这一次汶川大地震由官方发言人较快地指出“学校建筑物倒塌是否涉及豆腐渣工程”的敏感问题，并辅以低调报道，效果明显比从前进步了许多——当外国记者也会“透夫茶”的中文发音时，要想没有人报道此事几乎是不可能的。

　　不过在政府的监管和影响之下，新闻媒体低调报道的尺度却很难把握——将音量调低至多少合适？个人以为，应该是以能听见就好(高调报道同样应该以“不刺耳”为把握尺度)。有关“范跑跑”何以成为了新闻人物，或许就算是高调报道的刺耳效果出现了——这对社会价值观的塑造是件坏事，但对喜欢热闹的媒体却是好事。

　　在中国对内和对外报道仍有差别的当下，低调报道通常可视为分水岭。

　　Earthquake，地震

　　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无关政府或专业机构是否无能，而是地理环境和自然条件所决定。一方面是中国百姓因灾害常见而处变不惊，一方面也有坏消息多了人也会麻木的因素。或许得再加上现阶段中国新闻界更关注人本，而西方媒体已进入关注环境的时代，西方对于灾难报道的重视程度似乎比中国媒体高得多。

　　灾后第二天，我找来BBC出版的地球探索系列记录片《自然之灾》，发现西方电视机构早已将洪水、飓风、火山、地震列出一张清单，将人类历史上的历次重大灾害都作了全景式的铺陈，可见做好灾害报道是完全可以有预案的。尽管这些预案可能会长久地放在总编室的资料架上甚至蒙上尘埃，但要投入使用时总是最有益的帮手。

　　虽然象汶川大地震这样的灾害非常罕见，但各类自然灾害的发生、进程、影响，再到政府的对策、救援、效果，都将是一个持续时间会很长的过程，媒体要想做到不是被动地跟着时间进程走，这份提前准备的预案就是必不可少的。

　　当然，灾难报道更不容易(个人以为，灾害报道是指自然因素，灾难报道应指空难、海难、矿难、车祸、爆炸、火灾等人类活动因素)，也是可有预案的。

　　Front page ，头版(报纸)

　　那将是中国新闻史上又一个标志性的日子：5月19日，国家哀悼日。中国所有报纸头版都换成了黑色，电视也失去了色彩，电台里的声调变得低沉，五彩斑斓的网络也都肃然……人们看到，当所有的媒体形式都失去面孔上的表情，通讯社却没有自己的情绪。

　　是的。在通讯社有史以来的173年时间里，这个没有报纸头版的媒体似乎从来都不参与耸人听闻的新闻炒作。从古老的电报和打字机的时代到现代的传真和互联网技术，通讯社对于灾难的记忆始终只是埋藏在文字和图片之中。它面无表情，谨言慎行，字斟句酌，短小精悍，却能长期拥有最忠诚的媒体用户和信徒。无论是战争采访还是灾难报道，他都能赢得人们如此的信赖——直到今天，“流媒体”和个人媒体早已成为互联网数字技术上的“分众化”，通讯社却依然能保持着长青不老、屹立不摇的古老秘密。

　　因此，通讯社是新闻媒体之母，虽然从不选择表情，但却滋养着所有媒体。

　　Geography ，地形，地理

　　或许没有比灾难报道更能告诉一名新闻记者应该学习和了解地理常识有多么重要。

　　无论是地震还是洪水，无论是台风还是火山，那种能够在报道中不断给公众以方位感，时时可以告诉读者身距灾害中心有多远的报道，总是最令人难忘的。反过来也可以说，科普对于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常常被那些囫囵吞枣、“活吃术语”的记者给毁了。

　　在今天，为了提供给读者更好的服务(也是迎合日渐懒惰的普罗大众)，媒体开始播发三维地图(央视)、特别制作资料示意图(新华社)，开始形象描述灾难发生地区的相关信息。而从前，通讯社常以那种精确而又简短的文字发挥出强大的力量。

　　图表的信奉者现在相信，形象记忆更能持久。于是，越来越多利用计算机辅助设计系统而进行的新闻报道，开始吸引媒体客户和普通读者的注意力。

　　呆在后方也能帮上摄影记者的报道，这是未来灾难报道的一个新看点。

　　Headline，标题

　　灾难报道的标题通常比较难于处理，原因在于那种常规状态下时间地点事件等要素齐全的标题，比起一般事件的标题要难下。然而灾难报道中的常规也是可以打破的——互联网上的第一篇报道，标题只有三个字“地震了”。它成了后来各种消息的源头。

　　通讯社的标题通常不象报纸那样会有足够的字数空间甚至可以下双行题，它只能在规则排列的目录中，用醒目、刺激、具象以及不同寻常的概括作为标题，这才有可能让报纸编辑(或其它媒体编辑)敏锐地抓住它——灾难报道的标题不能太长(通常不应超过13个字)，应当去掉那些辅助性的词汇——尽管在今天的多媒体时代，那种只有关键词连缀而成的传统标题会被人笑掉大牙，但是它准确、简捷、有力量并且值得信赖。

　　眼下台湾新闻界出现了“标题党”(指专题标题的编辑)，这应当给予通讯社编辑以启示：他们应该去伪存真地回归传统——标题中只剩下干净的关键词。

　　Information source，消息来源

　　具有即时反应特征的灾难性报道，事实上最能反映日常状态下新闻记者的习惯和基本素养，对于消息来源的重视程度，即是一大明证。

　　由于长期对西方媒体报道方式的学习和借鉴，中国新闻界眼下正在流行这种新的文体，即在新闻报道中援引一位人士或几位人士的话，但却愿意使用化名而缺少其它介绍。事实上，必要的消息来源应包括年龄、性别、职业、种族等简要信息，虽然短短一行文字即可表述，但却可以令读者将其披露的信息及态度进行潜在的归类(这些信息正是不同社会群体和阶层的符号)，也能向“透明机芯手表”那样让读者看到记者采访的原材料。

　　那种语焉不详的消息来源，常常令人生疑，会带来公众对记者是否虚构的报道诚信问题。当然，即使是引用了当地媒体的现成报道，那并不可耻，可耻的是引用了却不标出消息来源。在当下的社会风气中，媒体必须维护道德标准，就应当从消息来源开始——通常，某家媒体一再出现可耻的盗用他人成果，必然会渐渐模糊职业道德的尺度。而若对此竟然不知不察，最终必然更会失去媒体客户和读者大众的信赖。

　　Judicature司法，审判官

　　有无冕之王的美誉或第四权力的代称，新闻记者却不能代替司法系统或审判官的角色，除非它只限于情感的、道德的、人性的因素。

　　采编人员应从此次地震报道的案例中得到警示，如校舍“豆腐渣工程”和“范跑跑事件”——采访前者应当牢牢记住普利策那句名言“你妈妈如果说她爱你，请让她拿出证据”；报道后者则应当小心地使用只有法官才该使用的词汇，而不是将道德与法制混为一谈，那样只会引起更多的信息混乱和争议(好在中国人并不愿意起诉媒体超越自己的权力)。

　　在一篇报道中应小心地使用那些判断句。换言之，严密逻辑的段落和措辞谨慎的描述，足够一位记者挥洒他的文采、显示他的力量。从大量的新闻报道作品看，汉语中的程度副词的使用和近义词的辨别功夫，目前看来是当前新闻学教育中的薄弱环节。

　　应当将那些明智的判断、有见地的分析放在评论文章中而不是新闻消息里，当然，如果作品是一种夹叙夹议的混合文体，则应当非常清晰地指明那些判断句是否属于记者本人所写。这样的规则不仅限于灾难报道。

　　Keywords ，关键词

　　事实上，无论一篇报道是长或短，描述了多少不同的信息和内容，其中有多少关键词，但从新闻价值和使用价值的规律上看，真正的关键词只能有一个(特殊情况也不会超过三个)，因此建议编辑们大胆地删掉那些多余的关键词，否则一篇报道关键词过多，只会给读者留下一连串词汇缀成的不确定的模糊感。

　　新闻采访是一场没有终点(但可能有断点)的接力比赛，天生地带着不能独自跑完全程、更不能倒回去重跑的遗憾。关键词正是这种田径比赛中的接力棒，它可以帮助一位记者确认自己所拥有和掌握的这一独特之点——没有明确的关键词意识，就犹如一位参加接力比赛而没有拿着接力棒的选手，会失去他要传递的价值。

　　孔子说，温故而知新。《圣经》说，太阳底下无新鲜事。真是东西天地也殊途同归——灾难报道作为新闻报道的极致，也深刻地反映着一般性的规律，有助于日常。

　　奥运当前，思路断续，限于篇幅，匆匆搁笔。未来再择机向各位同事请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