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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路内的旅程:从游荡的文学青年到仓库管理员

作家路内的旅程:从游荡的文学青年到仓库管理员

2020年02月18日 11:11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参与互动参与互动

  路内的旅程

  本刊记者/刘远航

  发于2020.2.17总第935期《中国新闻周刊》

  作家路内结束了北京的活动,回到上海。那是1月。从车窗里往外看,大雾覆盖整个淮北平原,铁轨两边的工厂和小镇都笼罩在迷离天色里。那时候,武汉的疫情还没有完全暴露在公众面前,生活看起来一如平常。

  最近这十年里,路内的生活稳定下来。他住在闵行区,距离市中心有一个半小时的车程,平时不怎么出门,偶尔到作协办个事,跟进城一样开心。相比之下,他的小说里还保存着过往生活的踪迹,那些人物不断地踏上路程,游离于不同的地点。

  2020年1月,他的新书《雾行者》出版,空间背景横跨大半个中国。小说由五个部分构成,人物庞杂,同时糅合了不同的话语。这是一次复杂的写作,背后是同样复杂的现实。

  故事从2004年讲起,向前追溯至1998年,又向后延展到2008年结束。那些怀揣着文艺梦想的年轻人,如同无法被时代整除的余数,在破碎的生活图景中狼奔豕突,游走于城乡结合部、外地库房和小镇开发区,悬案和记忆困扰着他们。

  但时代还是一路向前。从九八洪水,到“非典”疫情,再到北京奥运会,它们构成了小说的时间标记。但在路内看来,相比于这些具体的事件,更具有时代标尺意义的是人口流动。曾经国营工厂为生老病死赋予秩序,为生活固定轨迹。而多年之后,一切都变了,如今疫情蔓延之下,春运之前的短短数日,就有500万人离开武汉。世界早已不是当年的世界。

  变动的不只是空间和数字,还有观念与伦理。本地人开始捍卫自己的领地,设置路障和护栏。外来者试图融入新环境,落地生根,或是故土难离,终于重返旧地。“地球村”仿佛昨日幻景,现实与心灵又生出了多少错位和裂痕?有时,它们被一下子撕开,露出全部面目,更多的时候,它们只是沉积在底下。

  “在90年代,整个国家并没有为亿万规模的人口流动做好准备,它变成了突出于时代之上的东西,后来技术和管理职能改进之后,流动变得平滑,但总的来说,它的影响不亚于一个政治运动。”路内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洄游

  按照公司的安排,路内准备到四川去。那是在1998年,当时他25岁,已经离开工厂,晃荡了一段时间,本来想创作一部长篇小说,写文学青年到处游荡的故事。小说还没写完,他进入到一家台资企业工作。这家公司在全国各地都有仓库,由外仓管理员专门负责,半年轮转一次,如同星际旅行。

  就在出发之前,路内忽然接到上司的调令,目的地有变。重庆那边的仓库出了问题。

  就这样,路内踏上了旅程,这是他的第一次远行。当时正是洪水泛滥的时候,从江苏出发之后,得穿越警戒线,沿着铁路和公路线,途经鹰潭和怀化,借道遵义,走走停停。但上路的渴望将他推到世界面前,浑浊的现实令人着迷。他在火车上,目击农村淹没在汪洋里,只有屋顶露出水面,一头猪孤零零地站在上边。

  最后,路内到达了重庆。时值夏秋之交,短暂的晴天过后,就是漫漶的雨季。好在那里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

  仓库在沙坪坝区的一座山上,道路泥泞,车开不上去。路内中午就去山腰上的苍蝇馆子,五毛钱一份炒藤藤菜,加上两碗米饭,就能填饱肚子。仓管员的收入挺不错,只是周围能说话的人很少。随处可见的是棒棒,也就是挑夫。路内跟他们混在一起,吃小面,还有俗名“四拖一”的火锅,或是被小贩们追打。

  有时需要押货到外地,路内乘坐卡车,和销售员一起,在綦江和遵义之间往返。綦江位于重庆南边,当时还没有撤镇划区。山地险峻,旁边就是江水。路内坐在卡车上,不着地,感觉如临深渊。

  工业是綦江的经济支柱。当地的钢厂规模很大,完全是一个自足的世界。生活区和生产区距离不远,只隔了大概五百米。当年,他们几乎全都是迁移过来的外来者,住的地方取的是新村之类的名字。路内记得,那里地势不平,如果恰好住在下陷的沟壑里,一层的居民是看不到阳光的。钢厂跟小镇相互独立,镇子里住的是原住民。

  90年代末,钢厂几乎已经停产,只是做一些零散铸件,产量也很少。一种衰落和焦虑的气息笼罩其间,虽然生活还可以。时针几乎静止。庞大而坚固的苏式建筑,也终于难逃废弃的命运,像是细微的赘肉,隐藏在精心打扮的历史褶皱里。路内到那里的时候,随处可见的是老人和小孩,年轻人光着膀子,露出文身。

  2014年,路内写完著名的“追随”三部曲的终章,到重庆做签售。重游故地,他跟当地的媒体说起,自己准备以仓管员的经历为基础,写一部跟重庆有关的小说。五年之后,路内拿出这部《雾行者》,算是兑现了诺言。

  小说里,端木云和周劭是大学同学,同样喜欢文艺。90年代末,两人一起去美仙瓷砖公司应聘,成为了外仓管理员。端木云被派往重庆,几乎是跟路内一样的路线,先搭车到上海,再途经江西和贵州,三天两夜的车程。

  而在小说的最后一章,端木云以第一人称的视角,重述了自己的这段经历。狭窄山坳的后半夜,那辆开往重庆的火车停在某个破败的小站,“文革”时期的标语清晰可见,像是进入到另一个缥缈的年代。

  端木云和销售员押货去外地,进入綦江地区,江水对岸就是工厂。钢厂如同迷宫,搅乱了方向感。销售员的堂哥阿龙是钢厂子弟,曾经想去深圳闯荡,但止步于重庆,算是见了世面,后来还是回到厂区。

  阿龙介绍说,镇子里的原住民是农民,相比之下,工厂区里有电影院和商业街,也有医院和车站,这些外来者们自视甚高,几乎是活在梦里。数万人以单一的方式生活,如同一个封闭的空间,阿龙觉得,江浙地区的现代开发区才更真实。就这样,记忆与虚构相互交缠,像雾一样,虚与委蛇。

  突转

  在重庆待了半年之后,路内回到了苏州总部。这是他从小生活的地方。路内的父亲是化工厂的工程师,母亲在玻璃厂。在他的记忆中,苏州是一座到处都是小工厂的地级市,河道密集,方便运输,废水都排放在里面。城区还没有外扩,里面有一些破旧建筑,暗示着古老的历史,护城河外,就是农村。

  路内后来常常在小说里写到一个叫戴城的地方,当然有苏州的影子。城里面有农药厂、橡胶厂、化肥厂、溶剂厂和造漆厂。而在回到苏州后,周围的快速变化让路内感到惊讶,新的工业园区已经建造成型。

  迁徙,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发生。过去,像“三线建设”那样的运动造成了规模性的变动,但并没有改变相对封闭的社会状态。进入到90年代,人口流动成为了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出现了“盲流”,出现了“春运”。

  一开始,城区里的孩子们遇到外地人,还会觉得奇怪,也有些新鲜。随后,那些年轻而陌生的面孔涌入了周边大大小小的开发区,相当一部分外来者是没有分配到工作的大学生。外地人越聚越多,蔓延到市区里面,最终在数量上盖过了本地人。

  一种轻微的震动在双方的心里荡开,信任和认同的问题浮出水面。

  那还是1990年代,路内还没有当上仓库管理员,还在生产糖精的国营工厂上班,三班倒,满打满算能拿1000多块钱。糖精厂效益不错,但也正在经历私有化改革,小厂合并成集团公司,原来的厂长摇身一变,成为了董事长。

  他亲眼见证了工业园区从无到有的过程。

  工业园区建成之后,年轻人从四处涌来,西南废弃兵工厂的子弟,化工厂流散出来的青年,他们来到开发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劳动力。拥挤的打工宿舍,装束一致的流水线,让他们从前现代的废墟一下子跳转到后现代的迷宫里。

  路内作品《雾行者》

  《雾行者》里,周劭和端木云来到位于铁井镇的开发区,这里聚集了数以万计的打工仔,人口增加了五倍。美仙瓷砖是开发区最大的企业,有1200名工人,和数量难以统计的销售员。周劭和端木云在这里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无故消失的叉车司机,离奇死亡的旅店老板。

  时间来到世纪末。走投无路的人,失去身份的人,他们聚在漆黑的小广场,仰起头,准备看烟花从幽暗中升起,听新世纪的钟声敲响,宣告过去已经终结。然而“并没有人告诉他们,一切又该从哪里开始”。

  这样的场景确实发生过,路内记得很清楚。1999年的最后一天,大家都处于歇工状态。那时他已经进入广告业,这也是90年代开始兴起的一个行业。路内打算跟朋友去看烟花,然而他们被告知,并不会有烟花表演。街道黑黢黢的,全是人,沉默地走着,仿佛没有面孔。一个朋友说,好像已经过点儿了。新世纪抛给他们的不是希望,而是打不到车的窘境。他们只好原路走回去。

  2020年1月7日,《雾行者》的北京首发式中有一个环节,20个读者和路内与另外两位嘉宾戴锦华和梁文道一起登上了一辆“雾行者号”公交车,车绕故宫一圈,三个人分享了各自的有关上世纪末的记忆。广场上可以看见散落的人群,夜光和树影打在乘客的身上,有些明亮,又有些幽暗。

  2001年,路内来到了上海。有一段时间,他住在一个向北的单间里,蟑螂杀了一遍又一遍,总也无法死绝。虽然从事广告业,路内仍然需要到周边的市镇去。

  有一次,为了跟客户洽淡,路内接连去了三次南通。开发区旁边的孤寂小镇,野渡无人,江面雾蒙蒙的。破碎的车祸现场,巨大的铁锚雕塑,水泥厂没有声音。村党委书记变身为地产公司董事长,乡野超市里卖的是山寨果粒橙和假冒的奥利奥饼干。远处渡船上的灯火,在黑夜里闪烁着微弱的光芒。

  在《雾行者》里,周劭住在小镇开发区的旅馆里,“空气里有一种混合着水泥、机油和金属的气味,那是工业开发区的气味,时代的气味。”没想到,周劭竟然遇到了大学时代的女友辛未来,他们曾经都是文学社的成员,有过写作的理想,后来都作罢。现在,她成了一名记者,在工厂里卧底调查,用的是假身份。

  两个人逃离追捕,试图回到市里。没有车,雾气浓重,什么也望不见,只有海的味道,巨大的金属雕塑,像是核电站撤空后废弃的城镇。他们走走停停,无法接近的终点。十年过去了,他们的青年时代也已经结束。

  途中

  十年可以改变很多人。1996年,路内还在糖精厂上班。他经常从工厂图书馆里借书看,是个标准的文学青年。两年之后,他的一篇小说被推荐到《萌芽》发表,但这并没有将路内引向文学的坦途。

  进入到新世纪,BBS论坛成为很多年轻人的聚集地。路内经常逛一个名叫“暗地病孩子”的论坛。论坛首页贴着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我是时代的孩童,直到现在,甚至直到进入坟墓都是一个没有信仰和充满怀疑的孩童。”与此同时,“八零后”和“青春文学”开始大行其道,但这与1973年出生的路内无关。

  到了2006年,路内已经结婚,经常跟妻子说起自己在工厂里的故事,后来决定写下来。往往是在妻子入睡后,文档才打开,仿佛一场隐秘的幻梦。事实上,路内也经常梦见自己回到了工厂里,拎着一个工具箱。

  在小说里,三十岁的路小路追述起十年前的往事。他遥望自己的青春,瞥见的却是一个更久远的过去。野蛮生长的90年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的戴城,年轻的技校学生,躁动的工厂学徒,香甜又腐烂的年纪。小说的最后,三十岁的路小路踏上了去上海谋生的火车。小说名叫《少年巴比伦》,在《收获》杂志上发表,路内从此踏上作家的旅途。

  为什么年轻人总是渴望着上路?失去了伊甸园的工厂子弟,混迹于化工技校和“三厅一室”。曾经的“未来主人翁”,在人潮汹涌的十字路口,只剩下无所事事的青春。“大下岗时代我们再也不是主角,没有人是主角,所有的人都像是跑龙套的。”路内在《天使坠落在哪里》中写道。

  他们在封闭小城里漫无目的地突围,在没有终点的路途上四处寻觅。千禧年将他们的人生劈成两半,那些崇高的许诺已是昨日黄花,就这样横渡到新世纪。没有人知道,是否仍有一个黄金海岸在等待着他们。

  作家张悦然跟路内结识于论坛时代,她评价说,每个作家都有一个母题,路内的母题大概就是“寻找”。在《追随他的旅程》里,路内开篇就写道,寻找总是“朝另一个方向飞去,但有时也会坠落,被引力撕裂”。

  《追随他的旅程》发表于2008年。这一年先是发生了汶川地震,随后社会的乐观情绪在北京奥运会达到了顶点。自强与崛起的年代,多种话语达成了自恰,甚至痛苦也被赋予了意义。这个年份对于路内同样重要,他成为了一名父亲。

  女儿一天天长大,进入青春期,对爸爸的书产生了兴趣。路内则定下了计划,12岁适合读哪本,16岁和18岁适合读哪本,都想好了。女儿四五年级的时候,路内发现她在微信上的说话风格特别像路小路的“流氓”腔调,觉得不对,就去检查她的书桌,果然翻出一本《少年巴比伦》。

  路内自己也在变化。虽然他被很多人认为是“70后”作家中的代表,但误解与标签也不少,比如“青春作家”和“工人作家”。所以,他又交出了《花街往事》和《慈悲》,将笔触伸入更复杂的历史和家族往事。

  2012年,《云中人》出版,小说的名字与《雾行者》有着同样的结构。世纪之交的三流大学,接连发生的“敲头案”,主人公夏小凡踏上了寻找凶手的旅程。城市已经没有了名字,仅以字母代替,没有过去和将来。

  于是,寻找成为一种外壳,里面是精神困境。这种困境“来自于社会价值观念的涣散与多元化的切身体会,更直接来源于社会变动本身的无序、仓促以及施压给人的被抛弃感。”评论家李伟长这样评价路内的《云中人》。

  小说里,夏小凡与朋友们进入到学校旁边的仓库区,据说连环杀人案的凶手就是里面的保管员。仓库区的更深处,就是铁路。黑暗中,不时有火车的声音传过来,分不清是货运还是客运。

  铁路象征了一个流动的世界,轨道的一边是学校和躁动的学生,另一边是外企和流水线。现实中离奇失踪的人,虚拟空间里的匿名者,时间蜕化为无意义的时刻。历史不再是一个巨大的怪兽,更像是云与雾。

  小时候,路内都会跟父母去上海过春节,外公和舅舅住在货运场边,离上海西站很近,绕过去需要走很远的路,大人上班或是小孩下课,都会直接从火车底下钻过去。过年的时候,路内也在表妹的怂恿下钻过。那个地方的火车很慢,每一站都停,叫磕头车,铁路工人拿来当公交车。

  在《雾行者》里,主人公周劭的父亲就是开货运火车的司机,住在上海西站附近,和路内的外公一样。周劭回想起父亲带自己钻火车的往事。周劭将头伸进车厢下面,忽然听到轻微的启动声,“像是命运生锈的齿轮动了一格”,父亲连忙将他拽出来。

  对火车有记忆的不止周劭一个。美仙瓷砖公司储运部的员工林杰来自贵州的偏远小镇,旁边的铁路线路基很高,火车从头顶开过去。他每天注视着那些穿梭的列车,想到它们是这个世界的常态,是他无法企及的部分,只是偶尔停下来。像是命运,“我们被命运带走,好过被命运抛弃。”路内写道。

  《中国新闻周刊》2020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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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田博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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