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官，不仅是中国历史上一种常见的文化现象，虽说腐败，却有其厚实的社会基础。要不，为什么能够历代延续呢。而且历史上，有人曾不仅积极进行跑官实践，还对这种现象进行理论上的概括，提出了很值得人们深思的观点的。这个人就是唐代大文学家韩愈。

　　韩愈20岁左右就参加科举考试，但时运不济，连续三次都名落孙山。25岁时他参加了第四次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唐代的科举与明清等朝不同，中进士不能直接授予官职。还必须参加吏部的考试，这样他又考试了三次，然而都失败了。对于韩愈来说，连续的考试失败，他感到通过考试获取官职路子行不通了，因此他不想再考了，考试让他付出的心血太多太多，这条路太苦了。经过思考他又选择了另一条路――跑官。首先，他连连向当时的执政大臣三位宰相上书，展示自己的才能，发表政见，但毫无效果。于是他又求其次，投奔地方军事集团。然而又选择不当，先后投奔两个地方军阀当幕僚。但两次都未真正展示自己的才能其幕主就死了。此时韩愈真是“靠山山倒，靠水水干”啊。

　　万般无奈，韩愈又回到了京城，经过深入思考，他重新实施跑官的策略。这一次他选中了京兆尹李实。按照老办法，他先给李写了一封信，信中说：“我在京城已经待了15年了，所见的公卿大臣不可胜数，但他们都是些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平庸人，没有一个能够与您相比，忠于皇上，忧国为民的。今年天气大旱，一百多天没有下雨，种子下不了地，田野寸草不生，可是，京城盗贼不起，谷价不涨，百姓家家户户都受到您的关怀。而那些一贯为非作歹的奸狡之徒，也都丧魂落魄、销声匿迹。如果不是您亲自处理镇服，宣示天子的恩德，怎么会有这样好的形势呢。我从青少年时代便读圣贤之书，颂圣贤之事，凡见到您这样忠于君孝于亲的人，总是从内心十分敬慕，更何况亲逢阁下您这样的人，我怎么能不渴望侍奉在您的身边以报效我的忠心呢。”

　　这封信，李实看到了，当时李怎么想的，我们无法知道。但从此后，韩愈确实经过李实的帮助当上京官，后又做了监察局御史。需要进一步研究的是，李实是不是如韩所说的那样。据史书记载，唐德宗贞元二十年，关中地区大旱，赤地千里，此事连皇帝也深感不安。而身为京兆尹的李实则不顾百姓疾苦，竟当着皇帝的面讲：“今年虽然旱了点，但庄稼长得还好，收成是没有问题的。”这样本来应当减免的赋税也不再减免。对此，官民都言其奸。以韩愈的见识，能不知道吗。不是的。在他当了监察御史后，立即上书唐德宗，反映了关中地区的旱灾情况，实际上不点名的告了李的状。

　　韩从阿谀奉承到告李的状，前后时间不过半年。有人认为韩愈做人有些问题。对此韩愈自有一番理论，他认为为了能够当官，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可以急不择人，急不择路，不用管对方是正是邪，自己心里有数就行了。并总结成一种叫“上下相须”的理论，他说：“布衣之士，出身低微，不借王公贵族，是实现不了自己的志向的；王公贵族，功业显著，不靠布衣之士，他们的名声也传播不出去。因此，王公贵族与布衣之士应互相帮助、互相利用，这样才能各得其所。”韩愈正是以这种理论为他到处“摇尾乞怜”的跑官，寻求一种心理平衡。

　　后世跑官的人，既写不出韩愈那样的文章，也想不出韩那种平衡心理的理论。他们更直接、更露骨：我给你钱，你给官，钱权交易，两厢情愿。在这种情况下，更可以急不择人，也可以急不择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