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一次被称为阁下

　　1927年10月4日，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一座古老的天主教圣安德修道院内，低沉缓慢的乐声配合着摇曳闪烁的灯光，庄严肃穆的气氛让人大气都不敢出。院长南文主教面前跪着十名虔诚的信徒，他们通过了修道院数月的生活体验，已获准成为本笃会的新修士。此刻，南文主教正为他们举行“更衣礼”。

　　本笃会是天主教中称得上最古老的一支教派，它以清苦简朴和顽固守旧闻名于世。它向来不重豪华的礼仪，但是这天，修道院却破例接待了许多显赫的来宾。在一旁观瞻的人，除了比利时天主教重要的神职人员外，还有一些中国人，他们是当时的驻比利时公使、驻法公使、驻葡萄牙公使、驻荷兰公使的代表，以及这些外交官的眷属们。驻瑞士公使贝尔捷也在场。这群军政要人，尤其是外交官们来到这僻静的修道院，是因为在这十个即将脱下凡装俗服的人中，有一个曾长期担任要职的中国人—曾任国务总理兼外交总长，在中国外交史上参与签订日本强加给中国的二十一条，并与巴黎和会有着密切关系的陆徵祥。

　　56岁的陆徵祥换上了黑粗布的修士服，原本单薄的躯体更显得瘦弱。他那剃得秃秃的小脑袋、干瘪的面颊和松弛的嘴角，使他显出与年龄不符的衰老和疲惫。从一副老式无框的圆眼镜后面，人们看到的是一对典型的中国人的小黑眼睛，那眼神里透着一种息事宁人、与世无争的柔顺。在场的中外官员们各怀着不可名状的心情，沉默地、略带好奇地注视着眼前的中国老人。他们中有的人或许记得1920年前的陆徵祥，那位服饰华丽、举止典雅，带几分欧化味儿的外交总长，头顶礼帽，胸前挂满各色绶带和耀眼的勋章；依稀的山羊胡须颇有风度地垂到颔下，唇髭别致地微微向上弯着……这一切连同那含蓄而矜持的神情如今都已荡然无存了。

　　此时，他那对喜怒不形于色的小眼睛里，似乎隐隐透露出忧愁和迷惘的悲凉。在这位修士虔诚、善静和仿佛知命乐天的外表后面，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南文院长于更衣礼毕后，向十名新入会的修士致辞，最后来到陆徵祥跟前，对他说：“阁下，这是您最后一次被称为阁下了。您进入修道院，并不意味着您已经中止自己作为大使的使命。从此以后，您在我们中间就是远东人民大家庭的正式代表了……”

　　就这样，陆徵祥沉浮于宦海十多年后，绝弃了世俗，开始了他清苦的修士生活。他以近花甲之年同12个不同国籍的青年修士一起恪守院内教规，喝凉水，啃干面包，苦苦地学习拉丁文和必修的神学。这位风云一时的外交总长竟然选择比利时一所修道院作为自己的墓庐，外界不由得产生疑问，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父亲和老师

　　陆徵祥祖籍上海，父亲陆诚安，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靠给英国伦敦教会当传道员，沿街叫卖圣经、散发宗教小图片为生。可以想见，陆徵祥自幼生活在一个并不富裕的家庭里。陆徵祥的母亲体弱多病，在人世上只活了37年。陆徵祥七岁时，辗转于病床八年之久的母亲终于去世。实际上，他在失去母亲之前便已失去母爱，因为母亲在生他之前还生过一个女孩，只活了几星期就夭折了，后来才生下陆徵祥。陆徵祥出世时，也是羸弱不堪的。母亲生他后得了水肿病，痛苦呻吟，不能持家。整个家庭日趋贫困，及至母亲去世。幼小的陆徵祥从未奢想过自己的身体和智力会有什么大的发展，他唯一的爱好就是摆弄父亲传道用的彩色照片。日子久了，他不但对图片中描述的人和事发生了兴趣，自己竟也会动手模仿绘制些图片了。

　　父亲不忍心让孩子终日在家一无所学，便设法让孩子读了几天私塾。陆徵祥13岁时，他父亲把他送进上海广方言馆，从法国教师阿尔方斯•博杜学习法文；同时也学一些中文，主要是念《四书》。陆徵祥专心学了几年，18岁时因患了一场大病，辍学一年。21岁时，陆徵祥进北京，考入同文书馆。同文书馆是附设于当时清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机构，请了一些外国人教授外文。陆徵祥在同文书馆内，跟一个叫查尔斯•瓦布罗的教授学法国文学；中文课本则是《礼记》。这个时期的陆徵祥压根儿没想到由于他会外文，会使他的一生发生什么变化。他只想毕业后找个机会出国留学，学点谋生的本事回国，好在邮政、海关等需要用外文，薪金又较高的地方找个工作，养活自己和他的老父亲。出于这一念头，陆徵祥学习十分努力，法文成绩在书馆内始终遥遥领先。他的父亲为此感到十分欣慰。

　　1889年1月，陆徵祥满22岁，他一生中的转机到来了。当时驻俄、德、荷、奥的四国钦差许景澄，呈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调派陆徵祥到俄国圣彼得堡任四等翻译官。陆徵祥以他的随和、温顺得到上司的赏识，很快升至参赞。他先后在许景澄、杨儒、胡维德手下工作。许景澄的改良主义对陆徵祥起了极为深远的影响。

　　面对正在衰亡的清王朝，许景澄教导陆徵祥说：“对正在衰亡中的制度，你绝不要加以留恋，更不要追随它，也不要谴责它，只要克尽自己的职责，像欧洲国家卓越的政治家那样，制定自己的行动计划就行了。为此，尽管一方面中国的达官贵人由于你不去阿谀奉承而不悦；另一方面，欧洲社会诅咒中国人为‘东亚病夫’、为低贱的人，你必须承受各种各样的侮辱和欺凌，并保持缄默。”

　　话是这么说，周游了列国后的许景澄，明显地感到清皇室的腐朽衰败，忧国之情仍使他萌生改良之心。1895年中日甲午海战之后，清廷与日本签订的《马关条约》被许景澄视为国耻，他谆谆教诲陆徵祥不要忘记。许景澄对陆徵祥的影响，恰如陆徵祥本人所说：“我没有他，决不会成为外交家，以后也决不会成为修道院的修士和教士。”

　　原来，许景澄出使欧洲，目睹天主教会的势力渗透欧洲社会各阶层，尽管他本人并非天主教徒，却苦口婆心开导弟子陆徵祥说?押“欧洲的力量不在于它的武力，亦不在于它的科学，而在于它的宗教。在你的外交官生涯中，你将会有机会观察天主教。它有各种宗派和不同的教会。你选择其中最古老的宗派，进入它的领域并研究它的学说，实践它的戒条，观察它的管理方法。将来有朝一日，你结束了你的外交生涯后，你可能有机会进入这教会，成为这教会的入门弟子，遵守教会的内部生活，从而掌握其中的奥秘。当你掌握天主教的核心力量后，你要把它带给中国……”陆徵祥的恩师把欧洲的力量理解为天主教，他鼓励自己的弟子认真去钻研、掌握这门宗教的精髓，他自己都不会料到，这一奇特的“宗教救国论”在陆徵祥的心灵上竟深深地扎下了根。

　　1897年，许景澄奉召回国，任吏部左侍郎，后迁至内阁学士，仍然主管外交。这时，国内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1900年，许景澄、徐用仪等五大臣因进谏逆太后意，被当作内乱祸根的替罪羊而斩首。

　　陆徵祥那时正随着杨儒公使，为东北三省之事同沙俄谈判。噩耗传来，陆徵祥不禁大哭失声，他立志要继承恩师的志愿，在外交上做番事业以御外侮。谁知第二年，清室即同入侵的八国签订了使国家蒙受奇耻大辱的辛丑条约。此刻，陆徵祥内心对恩师的教诲更是铭感五内，奴化思想的影响使他认为，洋大人是不能得罪的，忠厚克制方能免招杀身之祸。

　　以后，在陆徵祥任外交总长时，许景澄的遗像在北京他的会客室中悬挂过，也在伯尔尼中国会馆内挂过。陆徵祥任驻荷兰公使时，甚至用自己一个月的俸禄，定制了许景澄的银质圆形纪念章，分赠给荷兰女王、奥匈皇帝、沙皇及一些中国知名人士。晚年，在陆徵祥当了修士后，逢先师忌日，他仍不忘撰文悼念：“呜呼！生我者父母，助我者吾妻，教育我者，我师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