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上周六，在1933老场坊这个从“远东第一大屠宰场”上再生的地标中，人流旺盛。穿越三楼的创意市集和二楼的独立动画影像展，在一楼中心圆的某个半开放的狭小区域中，一场针对老建筑改造与再生的对话正在进行。

　　上周六，在1933老场坊这个从“远东第一大屠宰场”上再生的地标中，人流旺盛。穿越三楼的创意市集和二楼的独立动画影像展，在一楼中心圆的某个半开放的狭小区域中，一场针对老建筑改造与再生的对话正在进行。面对这个城市日渐蔓延的由工厂或者老建筑变身的创意园区，屡屡接手改造工程的与会建筑师们表达了他们对这个城市在老建筑之上重生的期待，“现在我们可能更加注重保护，注重在城市上建造城市，用一种底片叠加而不是照片叠加的方式来进行改造。底片叠加是看得到底片的方式，或者可以称为‘透明叠加’。而照片叠加之后，从上面就看不到下面了。”曾经负责新天地的改造，现在正着手世博工程设计改造项目的章明这样解释城市建筑的这种积淀过程。

　　负责1933老场坊改造工程的建筑师赵崇新则表示，城市再生是最大的生态行为，“我们要把许多的建筑拆掉再建的话，所浪费的资源是最大的。所以现在老讲绿色、生态、环保，把原本可以利用的结构或者部分建筑保留下来，加上我们现在的一种时尚，可能就是最好的节约资源。”赵崇新认为城市再生首先需要解决的是城市的“健康”，也就是建筑的功能、配套性的完整，“就像一个人，如果他是健康的，就可能在将来生存的道路上走得更远。”

　　城市再生：寻根+生态

　　正在编写《城市建筑地图》的建筑师卢志刚认为现在旧建筑改造的过程，也就是一个寻根的过程。在做《建筑地图》的过程中，他寻访了上海大大小小的有价值的历史建筑，做了一个系统的收集和整理之后发现，改革开放刚开始的时候，所谓的城市改造不是有机性的改造，而是覆盖式的改造。原先的城市肌理完全被破坏了。以前的淮海路一带都是非常漂亮的石库门的房子，但是“我们那时候没有认识，我们觉得那是不好的，我们要把这些抹掉，所以就在原址上重新建起了高层或者摩天楼”。当时的理论支持是摩天楼有更大的容积率和利用率。但是实际上，在对北京、上海、巴黎、柏林四个城市都找了一平方公里的地块做了《城市取样1×1》的研究后，卢志刚发现，巴黎的房子都是七层楼的房子，它的容积量与我们淮海路百盛附近的容积量差不多。因为建高层的话，旁边就要留出更大的空地。人们都喜欢巴黎，因为巴黎的城市尺度和街道都比较漂亮；可是走到上海的时候，城市越来越密，已经超出了通常的人类感知尺度。“从城市来看，从文化来看，我们在做城市改造的工作，其实就是在做抚平原来伤口的工作。以此证明，我们曾经也有过辉煌。”卢志刚说。

　　厂房改造：防止同质化

　　在上海，老建筑改造和创意园区两个意象的联系格外紧密，尤其是旧厂房改造和创意园区甚至可以画上约等号，但两者之间的实际契合度也受到了与会建筑师的质疑。

　　建筑师杨旭表示，大量用旧有楼房改造的创意园越来越多，暴露的问题也会越来越多，“开发商或者设计者很多都说，这里可以做一个创意园，或者那里可以做一个创意园。但是，我们要创的是什么？这是我们今天要去面对的。”

　　如果说对象的模糊是探寻创意园区建筑形式的障碍，那对于已有的创意园区来说，如何防止创意不被简单地“山寨”却是当务之急。卢志刚认为：“山寨文化已经登堂入室，慢慢步入主流。从一个方面来看是草根文化登上了历史舞台，另一个方面来看，山寨文化的兴起最恶劣的影响是将所有的创意文化一刀砍死。”而创意产业最重要的推动力一个是需求，另一个是法律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我们现在建了很多创意产业园，但是我们没有同时保证你的创意不被人抄袭，创意产业缺乏健康成长的环境。所以，我认为必须重视以法律手段来保护创意。”

　　对于运营和开发商来讲，老建筑被改造之后利用方式的同质化也让人头疼。负责1933运营的刘恩沛的感觉是太多的保护建筑被商业浸染，“包括我以前工作过的外滩3号。我认可那里非常商业化，非常奢侈，已经违背了老楼的精神。在1933我希望能做出新的亮点出来。”然而，1933的现状也并非明朗。据了解，在不举办展览时来的人也不多。

　　或许老建筑的改造在功能和形式的探讨之外，最终如何让其真正重新接上“人气”，获得新生，才是最难的功课。

　　早报记者 蔡晓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