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领导干部腐败案件的背后，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是，有的“拔出萝卜带出泥”地牵出秘书不少肮脏的活动。2008年12月7日，安徽省淮南市原市委书记陈世礼被阜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一审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据了解，在此案开庭前，陈世礼的秘书王传东也因受贿50多万元，被淮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6年有期徒刑。(见1月12日出版的《瞭望新闻周刊》)

　　毋庸讳言，秘书腐败已成当前一景。有学者认为，一些秘书之所以腐败，是因为秘书拥有一种领导干部延伸下来的隐性权力，级别越高的领导干部，其秘书的活动能量和空间越大。

　　但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无论秘书“狐假虎威”还是充当权力掮客，乃至于赤膊上阵、直接扮演权力的行使者，其背后的真实逻辑链条，并不在于秘书本身所具有的巨大能量，而是其依附的领导干部手中掌握的权力。如果没有领导的权力放纵，哪会有秘书的隐性权力？

　　根据中央文件规定，只有副省级以上官员才可配备专职秘书。然而，当今秘书之泛滥，近乎官场一景，一些不够级别的官员也热衷于配备秘书。一方面是把配备秘书当做身份和待遇的象征，另一方面则是对秘书形成了严重的依赖，离开秘书就寸步难行。

　　一些官员变得越来越“拐杖化”，不仅稿子由秘书捉刀，连一些日常事也托付秘书处理。官员在这种依赖中，不得不让秘书分享和递延了一部分权力。

　　从某种意义上讲，秘书腐败说到底还是领导干部腐败。秘书拥有隐性权力，是因为领导拥有显性权力，而秘书腐败的根源正是领导腐败。当前，一把手往往遭遇监督缺位，作为一把手的秘书，也往往享有“豁免权”。某秘书落马后，接受采访时直言不讳地称：“我做秘书时，虽说有人管，但没人监督。”

　　没有领导的“拐杖化生存”，就没有秘书的隐性权力。一个正派、廉洁而有原则性的官员会谨慎使用手中权力，不会胡乱将权力“让度”给秘书，更不会放任秘书狐假虎威。因此，要杜绝秘书的隐性权力，减少秘书腐败，惟一的出路就是管好领导手中的权。对于官员自身来说，一方面要减少秘书数量，放弃“拐杖化生存”，另一方面则需要对权力保持敬畏之心。对于秘书来说，则要扮演好自身应有角色，恰当定位，不可越权，更不可产生权力幻觉。(王石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