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关新闻：陈锡文：三措施应对群体事件 原则上不使用警力

　　国新办昨日举行发布会，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陈锡文称，一旦发生突发性群体事件，各级领导干部一定要到第一线，除了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不幸的情况之外，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陈锡文还提到，一亿三千万外出农民工中，大约有两千万的农民工由于经济不景气失去工作或者还没有找到工作就返乡了。(综合媒体相关报道)

　　陈锡文回应说，除了发生打砸抢烧这些不幸的情况之外，原则上不能动用警力。我们认为，这种做法，旨在通过理性的谈判机制，使问题得到妥善的解决，而不至于付出更为惨烈的代价，这种权力理性，实际上就是为赋予农民群体的话语权开道。

　　金融海啸之下，其实农民工是最为无奈的群体。过去长期的“临时化”的管理状态，使这个群体很难获得公平的权利与服务。尽管说，现在许多行业也刮起了裁员风，但是，基于《劳动合同法》以及相关制度法规的约束，大部分员工在自身权利维护方面，还是能够利用话语权来进行博弈。而农民工群体则不同，可以说，在劳资博弈中，这个群体是最为弱势的。这一点，每年两会上农民工代表委员所占的比例上，早就有所印证。

　　这实际意味着，在一下子出现约两千万失业农民工返乡的语境下，围绕这个群体的利益与权利的诉求，比如，工资拖欠、社保中断、孩子失学、征地补偿等等，必然形成种种复杂的博弈。在这样的情况下，只有最大程度给予农民工群体话语权，才不会加剧他们的边缘状态。与之相反的是，那种摒弃对话机制，一旦出现农村群体性事件，就动用警力的做法，则会在他们内心形成更大心理断裂，最终使民意无法顺利传送，使矛盾被积蓄酝酿，产生更大的社会危机。这方面，去年云南的孟连事件，就是典型的教训。

　　也就是说，金融危机之下，更需要以民主宽容的姿态对待社会矛盾。一个宽容的社会，才会获得最大的和谐。民主与宽容，就是给予社会各个阶层平等地参与意见博弈，表达各自利益诉求的机会，这样，他们各自代表的利益才能获得平衡。对于农民或者农民工群体而言，他们原本就生存在权利相对逼仄的空间内，现在金融危机又造成约二千万农民工返乡，这实际上预示着这个群体的生存状态将可能遭受到一定的恶化。这个时候，要实现对他们有效的安抚与救济，自然就不能再有任何的冷漠无情与责任推卸，更不能再对这个群体进行过度剥夺。

　　所以，农村出现群体性事件，原则上不动用警力，这是一种权力的理智与清醒。由此，对于赋予农民真正的话语权，让他们表达自身利益诉求，然后真正实现赋权于民，还权于民，不让返乡农民工向社会传递更大的锐痛，我们才能有所期待。 (单士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