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0月10日电 新加坡《联合早报》10月10日发表陈士铭撰写的文章指出，面对美国目前经济正陷入衰退边缘的局面，美国下任总统看来不能不苦思一番，推出一套类似1933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所推行“新政”的措施，来挽救国内危如累卵的经济，而全球经济要避免进入萧条的局面，各国的同心协力恐怕是势在必行了。

　　文章摘录如下：

　　“我行的数间分行继续出现赤字，而这自然对整体分行的总盈利起着非常灾难性影响。问题根本就是业务量并不存在，结果我们不能在交易所中赚到一分钱。我指的特别是日本、哈尔滨和新加坡分行。”(《花旗银行——一个世纪在亚洲》第54页)

　　上述的一段话，是花旗集团的前身“国家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远东业务资深主管麦柯里(Marc Currie)在写给银行所有亚洲经理的信件中，对1930年的区域业务所作出的描述。在美国纽约股市1929年10月崩溃后的一年里，麦柯里形容远东业务可谓“艰巨”。紧随股灾后的信贷紧缩结束了许多原本蒸蒸日上的市场，包括带动本区域经济繁荣的橡胶价格升势，造成后来本地不少橡胶公司接连倒闭，银行烂账和不良资产剧增，百业萧条。

　　将近80年后的今日，放眼世界各处，似乎又再可以隐约看到上述信贷紧缩景象的影子。不久前，从原本专研1930年经济大萧条时代的美国联邦储备局主席伯南克，在近期关于金融救助计划的听证会中显得神情抑郁来看，可以相当肯定，他当时已经忧虑美国当前的经济正逐步朝向类似上世纪30年代初的局面演进。

　　比较一下1930年代前后和目前的金融危机演变，就不能不为当前的情况捏一把冷汗。首先，1930年代初的经济大萧条前是一个缺乏监管，充满内幕人交易的飞涨股市，而这次金融危机前也是近乎放任骗世的次贷狂潮。其次，1929年股市崩盘后所导致的银行财务困境，并以隔年纽约美国银行倒闭达到高潮，同一年前爆发的次贷风暴到了上个月演变成雷曼兄弟的破产，两者进程几乎如出一辙。更为令人担忧的是，与纽约美国银行倒闭后的情况一样，全球信贷局面在雷曼兄弟破产后进一步恶化，各国经济正在显著放缓中，欧美一些地方甚至出现经济濒临衰退的边缘。

　　当然，目前的情况还不能完全等同于1930年代初，毕竟本区域目前的经济并不像当时那样糟糕并受到严重打击。尽管市场有人担心亚洲受到欧美金融危机的沉重打击是迟早的事，多数分析师还是认为本区域经济经历了97年金融危机后，基础已变得更为稳固，应该能够抵受得了这轮金融震荡。

　　不用说，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发展，本区域还是普遍抱着焦虑的心态，来看待欧美各地接连出现的金融危机，这在某种程度上从区域股市连续下跌中可看出来。至于今后的事态发展以及所须关注的事项，也许通过回顾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的后续发展，或有值得一些参考之处。

　　1930年代的经济大萧条之所以那么严重并且为时很久，很大程度上就与美国国会在1930年通过司莫特-郝利关税法 (Smoot-Hawley Tariff Act)有关。这个史上可说是臭名昭彰的法案，开了当时贸易保护主义的先河，在美国企图对入口征收关税来挽救国内经济后，各国竞相建立贸易关税壁垒，致使本已疲弱的全球经济进一步陷入萧条的深渊，拖慢了各国经济复苏的步伐。

　　有鉴于此，如今全球各地经济都已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美国金融危机的冲击，任何地方此时要以救助本身经济为由来实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绝对不是摆脱这轮危机的佳兆，相反的可能会导致保护主义蔓延开来，信贷危机更加恶化，因此各国政府接下来必须矢尽所能避免这样的历史重演。

　　尽管美国国会日前通过了7000亿美元的金融救援计划，但若以1930年代的情况作为参考，这恐怕还不足够。正如花旗集团近期的报告坦言，解决这次金融危机在很大程度上胥视下任总统采取的政策而定。

　　就像1932年的美国总统胡佛一样，任期将满的现任总统布什已经无法进一步推出渡过这次难关的妙方。美国人民和全球都开始寄望于下任总统，而1933年上任的罗斯福总统所推出的“新政”，无疑是可供新总统借鉴参考的模范样本。

　　罗斯福的“新政”一开始就从整顿金融入手，通过对银行采取个别审查和重新颁发许可证制度来确保营业的银行都有偿付的财务能力，恢复人们对金融系统的信心。然后是雷厉风行地剔除过剩的农田、家畜和农产品来振兴久已低迷的农业，并以巨额拨款展开庞大工程来降低失业率等。

　　面对美国目前经济正陷入衰退边缘的局面，美国下任总统看来不能不苦思一番，推出一套类似1933年就任的罗斯福总统所推行“新政”的措施，来挽救国内危如累卵的经济，而全球经济要避免进入萧条的局面，各国的同心协力恐怕是势在必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