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主席的秘书田家英藏有一方私人闲章，上刻“京兆书生”，田家英本人十分喜欢这方印章。毛泽东曾戏言若田家英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文革”初期，田家英这个才华出众、忧国忧民的京兆书生竟被迫自尽于书房。

　　邓拓也是一位书生典范。他任人民日报总编辑后期被指责为“书生办报”，并因这一不公正的批评而被解职。他写下了《留别〈人民日报〉诸同志》一诗：“笔走龙蛇二十年，分明非梦亦非烟。文章满纸书生累，风雨同舟战友贤……”后更因《燕山夜话》、《三家村札记》被迫害致死。

　　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陈独秀也是一介书生。他被开除党籍之后，又遭国民政府逮捕入狱，坚持不向杀害了他的两个儿子的国民党投降。他晚年蛰居四川江津，贫病交迫，仍不收蒋介石的钱，坚持独立思考，对社会主义理论深入探讨，勇于批判共产国际及斯大林的错误理论和对中国革命的错误指导。他有诗句云：“幸有艰难能炼骨，依然白发老书生。”

　　一度“左”得可怕，整了文艺界不少知识分子的周扬，说到底也是一个书生，或者换句话说，晚年的周扬又回归了书生本色。“文革”后他重新复出，真诚地向当年受过他批判、被他打成右派的文化界人士一一赔礼道歉，他关于“异化”问题文章的发表和紧接着对他的批判，即为其书生本性的明证。

　　著名历史学家、北大教授周一良，曾参与“梁效”写作组，受了骗上了当，但他决非棍子，只因迷信领袖，急于“脱胎换骨”，不做革命的对立面，才奉命参加了“梁效”。这一悲剧其实更显出一个书生在政治风浪中命运的无奈。为此他遭受了太多的指责。周一良用《毕竟是书生》一书，真实地端出了一位书生无法掌控自己命运的真实经历和内心悲哀。一九九九年底，他曾给笔者亲笔回信说：“《毕竟是书生》……书中所记言行，自信都属事实。”这是一个书生的心灵独白。

　　著名作家汪曾祺是个从不热心于政治的书生，可是一九五八年夏，因单位“右派”指针未完成，他被“补差”成了右派。据说从他的一首短诗《早春》中发现了“罪证”：“新绿是朦胧的，飘浮在树梢……远树的绿色的呼吸。”有人认为他是用“绿色的呼吸”来诬蔑社会主义制度。他辩亦无效，只能老老实实戴上右派帽子。

　　后来，他被“摘帽”到北京京剧团任编剧，“文革”初被关进“牛棚”。谁料一九六七年春他突然被江青“解放”，成了“样板团”的战士。原来，他执笔的京剧《沙家浜》中的唱词脍炙人口，江青看中了他的才华。他对江青既感恩戴德，更诚惶诚恐，于是陪江青看戏，传达江青接见的情形和指示。但在那样风光的时期他仍不失书生本色，没有受宠若惊，只是老老实实埋头写戏。

　　江青让军代表通知他于一九七○年五月二十一日上天安门，他却指着一堆草稿对军代表说：“能不能换老杨去？”军代表斥责道：“开什么玩笑，这种事是别人可以代替的吗？”“四人帮”被粉碎后，汪曾祺却因和江青的这层关系被“挂”了两年，不断审查，写了十多万字的材料。他在家中喝酒、发脾气、骂人，如他后来所说：“我不能设计自己的命运，只能由命运摆布。”那是梦魇般的日子，是又一位书生在政治大风浪中的内心悲哀和痛苦。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之后，他终于重返文坛，写出了大量精美的篇章，味浓如醇酒，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一页。

　　这样的书生还有很多……

　　那一代读书人，书生气不曾丢失，即使身居高位，也不曾彻底异化为政客、官僚、学阀；即使沦落为底层贱民，也依然保持着可贵的书卷气。书生的良知总在提醒他们，召唤他们，不忘书生本色，回到书生行列，哪怕为此遭受新的折磨也在所不惜。正因为他们保持了书生禀性，热衷于在思想的田野上辛勤耕耘心灵作物。在思想禁锢的年代，做个真正的书生太不易。

　　书生是可贵的，可现今这个时代，真正的书生已经不多，而官场中能保持一点书生气的官员更属凤毛麟角。君不见，连新闻、出版、文化、教育单位，连堂堂高等院校，头巾气、官僚气、商业气、铜臭气都太盛太盛，唯独书生气越来越淡。于是，心头一片迷惘；于是，更加怀念书生……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耿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