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雷是举世公认的著名文学翻译家。有人甚至以“大汉风神只此鲲”的诗句对他进行赞誉。傅雷何以会取得如此之高的成就？窃以为，其源盖出于他对文学译者修养的极度重视。这些修养概括起来，大致为这样几个方面。

　　首先，必须“热爱文艺，视文艺工作为崇高神圣的事业，不但把损害艺术品看作像歪曲真理一样严重，并且介绍一件艺术品不能还它一件艺术品，就觉得不能容忍”。傅雷的这番话无疑包涵了三层意思。一是译者必须高度热爱文学翻译工作，并视其为神圣的事业；二是译者必须高度忠实于原著，如果不忠实，那就如同歪曲真理；三是译者必须具有高超的翻译本领，能使译文与原文铢両悉称，有如二莲并蒂。

　　其次，必须趣味广泛，治学精湛。傅雷认为“文学既以整个社会整个人为对象，自然牵涉到政治、经济、哲学、科学、历史、绘画、雕塑、建筑、音乐，以至天文地理，医卜星相”。如果译者缺乏这些“充分之常识(即所谓杂学)”，是很难使译作达到理想境界的。

　　第三，应当努力训练自己的“观察、感受、想象的能力”。傅雷认为，文学的对象是以人为主，如果译者的人生经验不丰富，就很难体会文学作品的妙处。“而人情世故是没有具体知识可学的”，全凭译者“深入生活，了解人，关心人，关心一切”，从而使自己的诸多能力得以提高，最终做到“亦步亦趋地跟在伟大作家后面，把他的心曲诉说给读者听”。

　　第四，应当在钻研外文的同时，努力提高中文水平。傅雷曾多次提出，“要把原作的神味与中文的流利漂亮结合”，“译文必须为纯粹之中文，无生硬拗口之病；又须能朗朗上口，求音节和谐”，“必须有优美的文笔……方可无负于原作”。如何提高中文水平，傅先生鼓励我们多读小说，既要读现代小说，也要读古代小说，目的是，“充实词汇，熟悉吾国固有句法及行文习惯”。他本人曾身体力行，反复研读过老舍、赵树理的小说以及曹雪芹的《红楼梦》等，堪称为我们树立了良好的榜样。

　　第五，务必切实加强气质培养。傅雷曾说“非诗人决不能译诗，非与诗人气质相近者根本不能译那个诗人的作品”，“中国翻译成绩还比不上创作！大概弄翻译的，十分之九根本在气质上是不能弄文艺的”。傅雷心目中的气质，其中也包括天赋。所以他又说“译者的天赋比什么都重要。这天赋包括很多，taste,sense等等在内。而这些大半是‘非学所能’的”。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鼓励我们应当不断对“气质”、“天赋”加以后天的“挖掘与培养”。他曾语重心长地指出：“不能因为能力薄弱而降低对自己的要求。艺术的高峰是客观的存在，决不会原谅我的渺小而来迁就我的。取法乎上，得乎其中，一切学问都是如此”。

　　第六，文学译者，特别是年轻的文学译者，应当有“甘心情愿地多做几年学徒”的精神。傅雷曾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了这点。他回忆自己二十几岁的时候，曾翻译过《贝多芬传》、《恋爱与牺牲》，并投寄给开明书店，结果均被退稿。当时他不仅“没有什么不满的情绪”，而且在几年之后，“觉得当年的编辑没有把我幼稚的译文出版，真是万幸”。傅雷五十五岁时致函二十六岁的罗新璋，谆谆告诫其曰“事先熟读原著。不厌其详，尤为要着。任何作品，不精读四五遍决不动笔，是为译事法门。第一要求将原作(连同思想，感情，气氛，情调等等)化为我有，方可迻迻。……”。罗新璋正是在傅先生的教诲之下，历经磨练，方才成为了当代译坛的一位大家。

　　傅雷进一步指出：“创作、绘画、弹琴，可能有一鸣惊人的天才，翻译则不大可能。”先生还曾对文学翻译者有过十分形象的比喻，他说：“因为文学家是解剖社会的医生，挖掘灵魂的探险家，悲天悯人的宗教家，热情如沸的革命家；所以要做他的代言人，也得像宗教家一般的虔诚，像科学家一般的精密，像革命志士一般的刻苦顽强。”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郑延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