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夏，我从四川合川二中高中毕业，考上西南联大外语系。学校九月开学，无奈从重庆去昆明交通十分困难，我足足用了两个月，终于在十一月中才到达昆明大西门外新校舍报到。1941年夏，我刚读完大二，就响应号召，“投笔从戎”，去给即将来我国支持抗日战争的美国空军志愿大队担任英语译员。我在西南联大学习的时间前后不到两年。

　　这个期间，日本飞机经常来轰炸，空袭警报一响，全校师生员工跑警报，上课的时间就更少了，课堂上学到的东西实在不算太多。但是，在西南联大度过的这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却是难以忘怀的。联大汇集了北大、清华和南开三所名校的教师，其中不乏誉满中外的学术大师，他们崇尚“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论工作和生活条件如何艰苦，他们都孜孜不倦地教书育人，潜心学术研究。可惜我因中途辍学，无缘受教于多位名师，不过有幸耳濡目染、潜移默化，我就终生受用不尽了。

　　最令我难以忘怀的却是西南联大的茶馆文化。凡是联大的同学大概没有人没上过泡茶馆这门大课的。新校舍因陋就简，仅有一个图书馆，座位有限；宿舍四十人一间，没有书桌；课外活动几乎等于零。于是，学校附近两条街上的十来家大小茶馆，从早到晚坐满了联大的学生，看书、写作、聊天、玩桥牌，各得其所。

　　汪曾祺1984年在《泡茶馆》一文中回忆道：

　　大学二年级那一年，我和两个外文系的同学经常一早坐到这家茶馆靠窗的一张桌边，各自看自己的书，有时整整坐一上午彼此不交语。我这时才开始写作，我的最初几篇小说，即是在这家茶馆里写的。

　　这里写的两个无名氏就是我和赵全章。我们仨是一九三六年春在镇江参加高一男生集中军训时结识的，我上的是扬州中学，全章上的是苏州中学，曾祺上的是镇江中学。三人都是十六岁，编在同一个中队，三个月同吃、同住、同操练。没想到，三年以后，三人都当上了流亡学生，又同时考上了联大，曾祺读中文系，全章和我读外文系。碰巧三人又同住一栋宿舍，又都爱好文艺，朝夕过从。每天课后，我们仨就各自带上两三本书、钢笔、稿纸，一起去泡茶馆。我们一边喝茶，一边吃“花生西施”的五香花生米，一边看书，多半是课外读物，或写点儿什么东西。茶馆就是我们的“书斋”。谁写好一篇东西，就拿出来互相切磋。曾祺第一篇小说的文采就让我俩叹服。全章中英文都好，经常写抒情小诗，后来一篇接一篇从英文翻译契诃夫的短篇小说。我也写一些小东西。我们最初的习作都是在这家茶馆里泡出来的，投给中央日报文艺副刊，居然一篇篇小诗小文都陆续注销来了。经常饥肠辘辘的穷学生，谁一拿到稿费我们仨就直奔文林食堂“打牙祭”。有时，茶馆打烊以后，深更半夜还冒着雨到翠湖去逛荡，享受免费的湖光夜色。

　　大西门外经常尘土飞扬，风沙蔽日，无树无花的校园俨然一片荒漠，茶馆宛然水草迎人的绿洲。茶博士，不分男女，都亲切如家人、温馨如昆明四季如春的天气。一碗碗清茶好似一派清流，荡涤着家山万里的游子的满面风尘、灌溉着如饥似渴的心田、滋润着绿绮年华、孕育着含苞欲放的性灵。

　　茶馆也是我们的殿堂。我们一边饮茶，一边虔诚地诵读一部又一部文学经典，在茶香水气里领受心灵的洗礼。我们坠入沈从文描绘的如诗如画的“边城”，倾听他那透明烛照的声音、温存的节奏和音乐，如醉如痴，流连忘返。有时竟忘了回学生食堂去吃饭，只得用花生米来充饥。何其芳的《画梦录》诱使我们作起“横海扬帆的美梦”。法国作家纪德根据《圣经》故事改写的《浪子回家》，篇幅不长，却让我对一个流浪汉灵魂的受难感同身受，便用“浪子”作起笔名来，下意识地向往于灵魂的归宿。

　　西南联大的流亡学子有福了。在烽火连天、无家可归的岁月里，茶馆文化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心灵之家，促进我们自由自在地茁壮成长。汪曾祺在《泡茶馆》一文中最后写道：“如果我现在还算一个写小说的人，那么我这个小说家是在昆明的茶馆里泡出来的。”

　　当年的茶友全章和曾祺已先后作古，哪年哪月，我才能回到昆明重温茶馆文化呢！

　　(摘编自香港《大公报》 作者：巫宁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