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1月24日电 香港《文汇报》发表邱震海撰写的文章指出，中国改革开放的彼岸，应是全面建立以市场经济为主导，以宪政和法治为依归的现代国家。要做到这一步是否还需要30年，抑或更长的时间？无论如何，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时候，这一点应当引起人们的思考。

　　文章摘录如下：

　　再过一个月，就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年的纪念日子。30年前，正是这次中共全会，结束了文革路线，开启了中国改革开放30年的进程。30年的改革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是显见的；对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完全不可想像，如果没有这30年的改革开放，他们的个人幸福和家庭命运将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

　　从宏观上看，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有三个问题不容回避：一、改革开放对中国而言，意味着什么？二、30年改革开放，到底做了些什么？三、中国改革的彼岸到底在哪里？

　　就上述第一个问题而言，粗浅的回答是，改革开放是对文革的拨乱反正，30年的改革带来了中国的崛起之路展开。然而，从更深的层面看，笔者之前曾有评论，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不但是对中国文革十年的拨乱反正，而且是中国近代史上自洋务运动后的第二次现代化尝试。总结30年改革开放的经验，不但要考虑中国现实政治的情况，而且要将其放到中国近代争取民族现代化的努力上一同考察，人们才能对今天的问题和未来的使命有更为清醒的认识。

　　1840和1850年代，中国和日本同时在西方船坚炮利之下被迫打开国门，日本开启明治维新的同时，中国也开始了洋务运动；然而，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了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而洋务运动却在中国以全面失败告终，其间的教训十分深刻，也成为中国知识分子百多年来苦苦思索的问题。尔后，中国经过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清末新政，始终无法进入现代化国家之列。究其原因，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哲学之下，中国未能达成现代宪政立国的目标，以及未能建立一套符合现代市场经济体系的管理和制度，并继而完成民族精神世界的成熟，此实为罪魁祸首。

　　当然，今天的中国在国力和国际地位上已非百年前所能相比，但谈到发展硬件和软件上遇到的困惑，就其本质而言，百年前的教训仍未过时。因此，为了中国未来无数个30年，今天的中国应当有勇气直面30年改革开放的巨大成就和瓶颈，并思考解决之道。

　　30年改革开放，中国到底做了些什么？归纳起来，中国30年来一直在寻求现代化模式的探索，其中既包括经济模式，也包括政治模式，近年又包括了生态模式，亦即处理发展过程中人与自然的关系。正是这三大模式(尤其是经济和政治模式)的探索，使中国在改革的道路上步履维艰，而其间的种种深层原因也再次折射了中国百年现代化道路的一贯困惑。

　　就经济模式而言，30年来，中国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每一步都伴随意识形态争论和多种磨难。但凭借最高层的力排众议，每一步都能化险为夷，向前推进。撇开其间经济模式探索遭遇到的政治模式的阻力，仅就经济模式本身而言，除了八十年代因“双轨制”等改革而引起的官倒外，九十年代末以后因市场化改革而引发的“三座大山”(即医疗、教育、住房)，更是成为改革向何处去争论的导火线。30年来，中国经济改革曾多次引发争论，除了1979年和1992年的方向争论外，2004年以后的第三次改革大争论，更是将矛头直指30年改革开放，也由此凸显改革走到十字路口的困惑和艰难。

　　这些困惑和艰难归纳起来，就是中国民间的通俗说法：不改革等死，改革死得更快。其背后深层的原因，既有市场化改革自然的艰难，也有在市场化改革过程中出现的政治和权力的日趋紧密的结合，亦即被一些学者称之为“权贵资本主义”的现象。在这样的背景下，各种不同利益诉求和意识形态的人们，在改革的大争论中交织在一起：如果说，因市场化偏向而出现的弱势群体受到忽视，导致一些极左势力借此全盘否定30年改革开放，那么在反对继续改革的人群中，则不但聚集了极左势力和弱势群体，同时也聚集了在改革中受益于“权贵资本主义”的既得利益集团。

　　因此，明知中国现有的问题只有通过继续改革才能解决，但继续改革的道路却显得较开启改革更为步履维艰。解放思想和政治体制改革，成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的篮子，但内涵却众说纷纭，距离其真谛相差甚远。

　　经济模式探索已经如此艰难，政治模式的艰难就更可想而知。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八十年代末以后，对政治体制改革的探索停止了，或至少是步子放慢和更谨慎了。与此同时，市场经济的步伐却如脱缰的野马，一发而不可收拾。一如双脚在不断长大，而原有的鞋子则依然不变，每天都在前进过程中生成痛楚；更重要的是，九十年代以后，原来的鞋匠不见踪影了。

　　改革开放30年，成就是巨大的，所有的问题都是前进过程中的矛盾。但这些矛盾的严峻性却不容低估。如何在稳健和可操作的情况下推进政治体制改革，使权力彻底退出微观经济，同时从根本上树立宪政和法治的权威，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