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1月12日电 澳门《新华澳报》12日刊文说，3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思想意识的转变，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文章摘录如下：

　　“我家大门常打开，开放怀抱等你”，30年来，伴随着中国国家形象的改变、国际地位的提升、国人思想意识的转变，中国人看世界的眼光也在悄然发生着变化。

　　带着外国人回家

　　国庆长假，师偃带着女友回家。在从北京去往长沙的火车上，他们遇见了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劳伦斯和英格丽德来自英国，是新近才在一起的恋人。他们二十多岁，与师偃年纪相仿。大家用英语交流，很快互相熟识。英格丽德说他们想找个既美丽又安静的地方，正打算去凤凰古塌。于是师偃高兴地说，他的家乡距离凤凰很近，如果他们愿意同行，可以先在他家做一番休整。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心花怒放，欣然同意。

　　两个外国朋友的到来让师偃的父母十分惊喜。他们很快做了一桌好菜，还帮忙把两位旅行家多日积攒下来的脏衣服洗干净了。这让劳伦斯和英格丽德感激不尽。他们终于洗了个畅快的热水澡，一扫多日旅途的疲惫。

　　他们聊起工作、住房、平时的娱乐，又说到政治。劳伦斯和英格丽德对自己国家的现状并不满意，对于英国的发展前途也不积极。两位中国年轻人却对自己国家的发展方向非常乐观。

　　“不要围观外国人”

　　长假结束后回到单位，师偃把这段经历说给同事，引起大家一番议论。

　　如果是30年前，师偃的外国朋友绝不可能经历一次如此愉悦的旅行。劳伦斯的长卷发、络腮胡，还有英格丽德的蓝色眼睛一定会让他们被人团团围住，脱不了身。师偃也绝不可能把外国人带回家。

　　“我们的朋友遍天下”，这是当时一首歌的第一句歌词，但接下来的却是“我们的歌声传四方。革命的风暴席卷着全球，永远舍身迎向前方”。这也是当时人们对外部世界，以及自己与外部世界关系的看法。

　　师偃的同事老于亲眼看到，有个人在新华书店，用外国话跟几个外国人说了几句话，外国人走后，这个人就被两个人带走了。

　　老于说，那时他们很羡慕北京的小学生，因为他们隔三岔五地会被组织起来，热烈欢迎来访的外国领导入。这意味着可以不上课，那盛大的欢迎仪式，就像是过节。

　　终于，他们也被组织起来，在大街上“热烈欢迎”到该市访问的“外国贵宾”──澳大利亚总理佛雷泽。毕竟不像北京的学校那样经验丰富，他们去得太早了，等佛雷泽一行的车队终于开过来时，他们早疲惫得无精打采了。不知佛雷泽先生透过车窗看到沿街这一大群瘫坐地上的小学生时，会有什么感想。

　　后来，政府教育人们：对“外国贵宾”，不要尾随围观。

　　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

　　春暖花开总需要先破冰融雪。无论是“改革”还是“开放”，在最初的几年，甚至整个上世纪80年代，都一直处于争论之中。这期间，有留长发、穿喇叭裤的年轻人，也有手拿剪刀在街头与这些“腐朽”现象作斗争的“执法者”；有人津津有味地传唱着李谷一的《乡恋》，也有人挥舞着拳头将她唾骂成“黄色歌女”。

　　国民的对外心态也是同样地纠结。“外国的月亮也比中国圆”，有人尖锐地批评那些对“资本主义世界”的物质产品和精神产品充满向往的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大学毕业后已经参加工作几年的沈亮正准备结婚。一天他的父亲突然来到他的宿舍。原来父亲刚刚因公出差从美国回来，要送一个“大件”给儿子当作结婚礼物。彩电、冰箱、洗衣机，这可都是当时的紧俏货，相对当时人们的收入水平来说实在是价值不菲，而且有钱也不一定能买到，院子里人人兴高采烈，院子外还围着很多人，看热闹的，开眼界的，倒买倒卖外汇券的，蹬三轮帮人送货的……。

　　中国出国人员服务公司，于1983年6月成立。当时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经贸合作活动的日趋扩大，出国人员数量激增。成立了这个公司，出国人员就不必从国外直接购买大件小件电器了。外经贸部安定门外的这个大院，就成了免税店的第一个地址。

　　沈亮的父亲当时目睹了日本游客在美国一掷千金的景象。人们都没有想到，以后中国游客也可以在海外豪爽花钱让人眼红了。

　　的确，那时候，外国的一切都让人羡慕无比。不光是大件小件，在许多人眼里也许还包括政治制度和价值观。

　　出国是为了什么

　　1979年1月31日，卡特总统在白宫会见邓小平时提到了杰克逊修正案。其核心是如果某共产主义国家限制公民向外移民，美国就不能与其进行正常贸易。

　　邓小平回应说：“杰克逊参议员的修正案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无非因为苏联限制了移民。至于我们，如果你们要，我们可以送你们一千万。”这机智的回应令卡特一时无语。

　　当时刚刚改革开放，在留学生管理问题上，一些人还有些顾虑，担心叛逃一个不好交代。邓小平却说，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邓小平做出指示后，教育部不到20天就拿出了《关于加大选派留学生数量的报告》，对出国留学的各种问题做出了详细的规划。

　　邓小平的远见卓识开启了中国留学史一个全新的时代，引发出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

　　30年来，尤其是护照改革以后，越来越多的人得到出国的机会。看到自己国家与西方国家发展上的差距，早年出国的留学生都会受到强烈的心理冲击。

　　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末期，除了公派学生，自费学生逐渐增多，这一时期，出国留学人员心态比较复杂，有的是希望成为“海归”，提高自己在国内竞争的砝码；有的则怀着移民的想法，为改善自己和家人生活出去后不想再回来的人不在少数。这一时期，国内的社会舆论对他们的态度也逐渐变得宽容平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