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6年协调310余例，做生命的摆渡人

　　多年以后，刘源仍能清晰地记起，自己协调一名15岁男孩捐献器官的场景。

　　因为脑胶质瘤，男孩做了几次手术，效果都不理想，已经出现脑死亡。去见家属之前，刘源内心很忐忑，应该怎么劝说，发生冲突怎么逃跑，他都想了一遍。但当孩子父亲站在自己面前时，刘源还是开不了口。到了饭点，两人来到一家涮肉馆，要了一瓶二锅头。

　　几杯酒下肚，孩子父亲红了眼眶。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我不反对。”父亲最终做出决定，男孩捐出心脏、肝脏、肾脏、肺脏和角膜，挽救了5个人的生命。

　　作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每日奔走各地，寻找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向家属宣讲器官捐献政策。

　　但人们的观念在不断变化。以前，刘源的成功率不高，现在，10次协调能成功5次。工作六年来，他已成功协调310余例器官捐献，自己也已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今年是我国器官捐献工作开展十周年。全国累计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已达251万人，完成公民逝世后器官捐献3万余人。但据统计，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而等待移植的患者约有30万人，缺口依然很大。

　　这让刘源对这份工作的信念更加坚定。

　　“挽救了需要器官的病人，虽然我不认识，但是有意义。”

　　寻找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10月30日17时，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佑安医院。一台耗时一个半小时的器官获取手术刚结束。根据此前电脑系统的匹配结果，取出来的两个肾脏和一个肝脏，将分别被移植到三位患者体内。

　　从手术室里走出来的，除了医生，还有器官捐献协调员刘源。

　　2014年以前，刘源是一名肝胆外科医生。他见过很多重症病人眼巴巴等着器官移植来救命，但最终也盼不来一个机会。

　　那年11月，刘源放下拿了11年的手术刀，成为北京佑安医院的一名器官捐献协调员。这是一个新兴职业，其中一个重要职责就是发现潜在的器官捐献者。

　　但寻找器官的路并不好走。从2015年开始，公民自愿捐献是唯一的合法来源，但老百姓几乎没听说过，甚至很多医护人员也不理解。

　　“病人到这种状态，家属往往很悲痛，谁还和他们去谈论这种事情，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为避免医患之间产生矛盾，医生往往也很抵触。

　　刘源决定先让医护人员改变观念，让他们参与进来。法规对器官捐献者的要求是：达到脑死亡状态或者临终状态，但器官功能还相对完好。

　　这种病人往往在各个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

　　成为器官捐献协调员的第一天，刘源就跑了多个医院，认识了重症监护室的医生和主任。他这样告诉医护人员，和家属提器官捐献时，要站在家属的角度。

　　“器官捐献为危重病人增加了一个选择，对病人来说是一种生命的升华和延续，对社会来说是有意义、有大爱精神的，也能挽救更多病人的生命。”刘源说。

　　通过医生提供一些潜在的案例，做一些前期沟通的铺垫。如果家属不排斥，刘源和团队其他成员会再去跟家属做进一步的沟通。这样一来，家属有一定的心理准备，协调成功率也会高一些。

　　和家属沟通是重要环节

　　“器官捐献是自愿的，我来的目的只是和您讲清楚器官捐献的政策和流程、您的权利和义务。最后同意也好，不同意也罢，是由您全家做出的理性决定，我们是尊重的。”六年来，每次见到病人家属，刘源都会重复这段话。而和家属的沟通，也是整个器官捐献协调过程中最中心、最重要的环节。

　　“做这份工作很考验沟通能力，也需要一定的社会经验和体验。”刘源接触的家属来自各行各业，“和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沟通方式，要与对方找到一个心理上的共同话题和目的。”刘源办公室的书柜上摆满了沟通、心理学相关的书籍，他常常要翻一翻。

　　在他看来，和家属的第一次见面至关重要，“如果初次沟通不成功的话，可能就没有再次沟通的机会了。”为了能赢得家属的信任，交流过程中，刘源要时刻注意自己的谈吐和举止，“要注意营造亲近感。”

　　他还记得自己接手的第一个潜在案例。2014年，一个单亲家庭的15岁小男孩，因为脑胶质瘤做了好几次手术，但效果不理想，孩子已经出现脑死亡。

　　去见家属之前，刘源内心很不安。当时，全国还没有统一的捐献流程和法治框架，刘源是摸着石头过河。他怕出现意外情况，甚至是如果发生冲突的时候怎么撤离，他都在脑子里想了一遍。

　　“我想着要坐外面的位置、靠门的地方，这样万一起冲突，方便跑。”刘源说。

　　各种困难考验着器官捐献协调员对挫折的抵抗力，很多人做半年或一年就干不下去了。刘源咬牙坚持下来了，他会给自己一些心理暗示，“不能敏感，要想得开，左耳朵进右耳朵出。”

　　相比起成功，刘源遇到的失败太多了。他曾连夜赶去郊区的一个小村子，到达时已经是晚上十点。偏远的村庄里一盏灯都没有，几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家属出现在他面前，把他请进屋。刘源战战兢兢地和家属聊了数小时，也没能劝服对方。有的器官捐献因为捐献者病情的好转而中止。

　　为了全力挽救器官，捐献者被转到北京佑安医院后，医生会进行不计成本的治疗，“每年都有一到两个病人因此有了好转的迹象，不再符合器官捐献的要求。”这样的“失败案例”让刘源很有成就感，“虽然没有捐成，但是救了一个人。”

　　努力填上器官需求缺口

　　刘源有一个书包，里面备好了他平日吃的药、一次性的牙刷、水杯等，“随时有潜在案例，随时提包就走。”

　　他最轻松的时刻，就是夜里十二点，妻子、两个儿子都睡着了，他喜欢躺在沙发上看会儿电视。奔波辗转的人，最享受静谧夜里、小家庭的安宁和幸福。

　　“当体验了那么多家庭的悲欢离合之后，对家庭就会格外珍惜。”刘源遇到过的最小的器官捐献者只有7岁。在和孩子父母沟通时，刘源不住地流眼泪，“我也有俩儿子。有了孩子后就觉得，孩子真的不能出事，我们做父母的承受不起。”

　　如今，刘源已是不惑之年，他也经历过生离死别的痛苦。2016年，他的奶奶去世；去年，他的表哥去世。在和病人家属沟通时，刘源更是能感同身受。

　　个人生命的逝去是整个家庭的痛苦，可能整个家的命运都会因此改变。这份工作做久了，年轻气盛时的小脾气，跟家人较劲、任性的小毛病，全都没了。他越来越体会到，一个人的生命不是自己的，而是一个家庭的。

　　“把家庭照顾好了，保护好自己的健康，只要为家庭、为社会做了贡献，真到死亡那天，才能不留遗憾。”

　　见惯了生死的刘源觉得，死亡是一种自然规律和轮回，他更在意的是，死得有没有价值和意义。而在做这份工作之初，刘源也签署了器官捐献志愿书。

　　像刘源一样主动登记、愿意在死后捐出器官的人也开始变多。

　　这几年，刘源明显感觉到了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尤其是在北京。以前，刘源的成功率不高，10个里能有两三个成功案例，现在，10次协调里能成功5次。

　　11月初，在北京佑安医院东侧的那间器官捐献管理办公室，又有病人家属推开门，和刘源面对面坐下来。刘源耐心听着家属讲述自己的顾虑，他和他的团队，以及全国的器官捐献协调员，正在为填上中国器官移植需求缺口而努力。

　　他们是死与生之间的中介，是生命的摆渡人。

　　新京报见习记者 彭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