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检察日报，下同)记者回眸，讲述——新闻背后的苦辣酸甜

　　虽然很难，但还是要相信

　　林世钰

　　11月26日，蒋翔光来信了，告诉我四天前他就离开北京，回安徽老家了。信中，他说拆迁的官司上诉后，亳州市中级法院裁定发回重审。“这让我第一次看到法律还有点作用，让人感到欣慰。”

　　今年年初，偶然接到蒋翔光的举报电话。他告诉我，当地政府以高价把他们房子的土地卖给开发商盖商品楼，补偿给他们的却很少。拆迁过程中，政府有诸多违法之处。因为政府部门的软硬兼施，大部分人都签字了，只有23户人坚持不签字。

　　冬天，拆迁，下岗工人，贫困县。在去利辛的路上，这几个词在我脑中翻腾。

　　到了被拆迁的院里，刚进屋，几个老人就跪倒在我面前，老泪纵横。印象最深的是王跃荣大妈，她佝偻着背，坐在家徒四壁的房子里，向我诉说生活的艰辛以及拆迁的种种不合理。墙上的白灰簌簌下落，掉到她床上，但她浑然不顾。她已故的丈夫是抗美援朝老兵，黑白镜框中的他，胸前挂满勋章，微笑地看着这个日益陌生的世界。

　　采访中，有拆迁户表示，如果政府要强拆，他们就焊个铁笼子，把自己关在里面;甚至有人说，干脆和拆迁人员同归于尽得了。忘了自己重复了多少次这样的话:没有比生命更可贵的东西了，不管是别人的还是自己的;虽然司法环境不太好，但还是要相信法律。

　　在我的劝说下，蒋翔光和他的老乡到北京请了个律师。一开始，他很有信心，因为诸多证据表明他们可以胜诉。但开庭那天，政府部门居然派人去拆房，蒋翔光从法庭冲到家里，爬上墙头，挥舞着国旗，同时拿在手里的还有汽油瓶。现场聚集了上万群众。

　　他的律师在电话里告诉我“要出人命了!”我急忙拨通了蒋的电话，告诉他一定要冷静!同时给建设部和安徽省建设厅打了电话。事态总算平息了，但蒋在当地也待不下去了，他到了北京。

　　因为领头维权，他赖以生存的小店受到了干扰，家庭关系日趋紧张，孩子学习下滑。他甚至有了一些极端的想法。“如果非要出人命才能唤起政府的关注，那我愿意一试。”

　　还好，蒋终于被我们说服了。他留在了北京，在中关村帮人卖电脑，还在网上开了一个小店。同时开始学习法律，准备参加明年的司法考试，“用法律帮助更多的人”。他有时会给我发邮件，告诉自己的近况。

　　案件还在上诉，但他的房子却在一个凌晨被强拆了，他的妻子和女儿被拆迁人员拖到房外，鞋子掉在地上。

　　在最后一封邮件中，他告诉我，房管局局长下台了，案件被发回重审了。他对法律的信心似乎在一点点恢复了。

　　父母的牵挂

　　李曙明

　　刊登有自己文章的报纸，我都会给父母留上一份，他们因此记住不少报道的主人公。之后的日子，闲聊的时候，他们偶尔会问起报道有没有点作用，谁谁那事儿解决得怎么样了。

　　也就是随口问问而已。但2008年，一篇报道、一个家庭的命运，却让他们真的“上了心”。

　　这篇报道是《一份试卷，否了司法鉴定》，主人公是北京铁路局职工杨涛。上班时杨涛头部受伤，半月后他砍伤妻子孩子后自杀身亡。司法精神医学鉴定结论“抑郁情绪影响下发生的扩大性自杀”，而一审法院却采信单位提供的杨涛的一份试卷，证明从碰伤到自杀时间段内“智力、精神状况未受影响”，并作出“自杀死亡不是工伤”的判决。我的报道，对法院认定提出质疑。

　　看过报道，父母问我:“还能改过来吗?”我告诉他们，还有二审，或有转机。

　　从此，每次回家或通电话，“案子改了吗”几乎成了父母必问的一句话。本想告诉他们，判个案子不像到街上买块豆腐一样，急不得。但看他们期待的眼神，听他们期待的口气，我只能改口:“有了结果，我马上告诉你们。”

　　二审判决，终于下来了。告诉他们“案子改了”的时候，我能听出电话那端他们的欣喜。

　　“铁路给钱了吗”，这是之后一段日子父母的问题。他们以为，这个案子赢了，杨涛的家人很快就可以拿到钱，孤儿寡母生活从此有了着落。但现实远不是他们想的这么简单。而每得到一次否定的回答，他们的失望就会多一分。

　　他们也不时告诉我:“你报的那个案子，北京电视台播了”、“中央电视台《今日说法》今儿也播了”。也许，他们觉得，关注的媒体越多，杨涛家人就能越快拿到钱。

　　然而，2008年马上过完了，我打电话给杨涛的妻子，她还没有拿到一分钱，仍在靠兄弟姐妹的接济度日。看来，父母的牵挂，要跨年度了。

　　父母的牵挂，也是读者的牵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