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 记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不仅仅是扩大消费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也是熨平社会贫富差距，让人人真正分享改革成果最直接、最有效、最简单、最有力的办法。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不仅仅具有深刻的经济意义，而且具有长远的社会意义。

　　我们坚信，对中国13亿人口每人发1000元，这绝不是梦想，即使今天不做，不久的将来势必要做。这绝不是一时一事之需，为了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平稳发展，势必成为一种常态行为。

　　空谷足音，声振林木。

　　《证券日报》2008年12月17日发表的评论《刺激消费，直接发钱又何妨》，以及12月18日刊发的读者来信《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一经刊出立即得到社会各界广泛关注。由此而展开的《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讨论，更是如火如荼，反响强烈。

　　1个多月来，社会各界乃至旅居海外的学者纷纷投书《证券日报》参与讨论，新华网、人民网、中新网、中国经济网、CCTV等各大网站及众多媒体先后转载相关文章。十名学者日前还以联名的方式在讨论中提出“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扩大国内消费需求，最简单、最直接、最有效的办法就是给民众发钱”的鲜明观点，并对具体实施路径进行了探析。

　　透过现象看本质。一项看似普通的民主建言，何以引起社会各界如此深度垂注？

　　深入分析，我们认为，“给每人发1000元”不仅具有现实的经济意义，更具有深远的社会意义和政治意义，值得有关方面高度重视。

　　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曾提交过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

　　全民共享发展成果

　　呼声日久

　　2008年12月18日，胡锦涛总书记在纪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大会上明确指出：“我们一定要坚持抓好发展这个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更好地做到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我们要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真诚倾听群众呼声，真实反映群众愿望，真情关心群众疾苦，多为群众办好事、办实事。”

　　胡锦涛总书记这一严肃的要求，代表了深切的民声。

　　实际上，类似“给每人发1000元”，让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的呼声，近些年时有闪现。

　　较近的比较“正式”的呼声是2008年1月上海市政协委员、上汽集团副总经济师邢普提交的一份《建议研究全国人民每人发放1000元以分享财政收入高增长的提案》。

　　邢普委员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民直接分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作为当时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

　　邢普的这一提案，一石激起阵阵涟漪，但终因这一设想在我国实在“太新”，后来没被“立案”而沉寂。

　　而随后，我国澳门、香港等地区效仿新加坡等国“全民分红”的举动；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有“欧元之父”之称的罗伯特·蒙代尔前不久建议中国政府向全国老百姓发放规模为1万亿元人民币的购物券；最近日本向全民每人派发1.2万日元的“红包”、台湾地区向每位居民发放3600元新台币的做法等等，又让国人燃起对“每人发1000元”的期盼。

　　特别是，随着国际金融风暴愈演愈烈，国家提出扩大内需保增长，“每人发1000元”作为刺激消费、拉动内需的重要选择，再次纳入社会各界关注的视线。

　　其实，邢普的提案，在中国有着深厚的社会文化基础。

　　溯源中国文化，先秦儒学就有关于社会正义的判定。孔子注意到社会分配问题，反对贫富过于悬殊，指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

　　中国近代仁人志士都有过“均贫富”理想追求。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阐述其革命理想时，将建设“大同”社会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一个重要的战略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广泛开展土地改革运动。这在当时既是经济的需要，更是政治的需要。

　　改革开放后，我国实行的政策是“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也就是说，先富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途径和手段。在经济发展中坚持“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方向，使公平与效率兼顾，扼制两极分化，缩小国民收入分配差距，改变不合理的分配关系，这成为我们党的基本政策。

　　因此，如果说，邢普委员提出“每人发1000元”，主要是作为当时CPI高增长的补贴，以快速刺激内需的话，那么，近期《证券日报》在CPI已明显回落、国际金融危机正向经济危机演变的新背景下，展开的《给每人发1000元，为什么不可以？——民主建言》大讨论，则是从刺激消费保增长着手，深度剖析其社会及政治影响，无疑具有更深刻的现实意义。

　　拉动内需的重要举措是扩大消费，借鉴国际成熟经验，并从我国具体国情出发，“给每人发1000元”则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