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寻僻”路线的作文，不值得推崇

　　“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等名篇,正近似于大白话。作文也是同样的道理,“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而成“绝大文章”,不失为正途。

　　在今年江苏高考以《绿色生活》命题的作文中,一名考生以通篇骈体古文的方式完成。专家一致认同给他打了高分,更赞其可以直接攻读古文献硕士。看罢这篇作文,骈体还在其次,通篇僻字令人难以卒读,至于连“古典文献学专家”也要“查阅资料写了4页注释才能看懂”。很显然,该考生走的是一条“寻僻”的路线。正是因此,我觉得这一类的作文实在不值得推崇。

　　古人有一种观点,叫做“诗文不必寻僻”。清朝戏曲理论家、诗人李调元说:“诗不可用僻事, 亦如医家不可用僻药。”张悟本养生用的茄子绿豆,常见而不能曰僻。关于癖药,我们从鲁迅先生的笔下有过领教。他在《呐喊·自序》中谈到为父亲买药,讽刺说 “因为开方的医生是最有名的,以此所用的药引也奇特:冬天的芦根,经霜三年的甘蔗,蟋蟀要原对的,结子的平地木……多不是容易办到的东西。然而我的父亲终于日重一日的亡故了”。这些奇特的药引就可归入“僻药”之列,李调元如此类比,应该说非常形象。当然,李调元的“不可用僻事”,指的是用典,但置换成僻字未尝不可。

　　众所周知清朝的乾隆皇帝喜欢写诗,有种说法说他一生写了将近5万首诗,接近《全唐诗》的总和,极其高产或者堪称历朝历代最高产的诗人。《清稗类钞》说他“每一诗出,令儒臣注释”,当场弄不明白没关系,“许回家涉猎”,颇有卖弄的成分。即便这样,儒臣们仍然“多有翻撷万卷莫能解者”,可见乾隆是很喜欢“用僻事”而且僻得很的一类。因为皇帝老儿有这样古怪的癖好,大臣不能不变得神经质起来,举手投足都往僻事上想,有一次他以“灯右观书”命题就是这样。博学强记的彭元瑞给难住了,“愕然不知出处,大惭愧”；没办法,“以学问浅薄,不审诗题之所出,敢昧死以请”。谁知这回皇帝老儿并非用典而是实指,他说:“朕是夜偶在灯右观书,即事命题耳。”彭元瑞“叩首趋出”之后,乾隆对侍臣大笑曰:“今日难倒彭元瑞矣!”则他的好不容易不僻,是要对彭元瑞来个恶作剧。

　　陈寅恪先生的父亲、“同光体”领袖陈三立先生作诗,追求“避俗避熟,力求生涩”。识者指出,他好用僻字拗句,以“ 生涩奥衍”的诗句替代“习见语”,虽然源出众家,然“求起句之奇,求对仗之反差,或一句含多层意,则自成面目”。但陈老先生不是为僻而僻,为涩而涩,梁启超评价说:“其诗不用新异之语,而境界自与时流异,醇深俊微,吾谓于唐宋人集中,罕见其比。”更有研究者认为,陈寅恪撰写的王国维纪念碑铭,背后正有着对他父亲的理解作为后盾。也就是说,“同光体”诗人“昌言宋诗,搜取枯瘠无华者”(林纾语),固然有逊清遗老的一面,然而还有在社会巨变之时面对传统文化失落痛苦的另一面。

　　清朝学者钱泳在其著作《履园丛话》里嘲笑一位孝廉,说他作诗好用僻事,因其“尤通释氏之书,故所作甚多”；虽然多,却 “无一篇晓畅者”。有一天,孝廉拿两首新作给钱泳看,钱泳“口噤不能读”,根本明白不了,乃对旁人调侃:“记得少时诵李、杜诗,似乎首首明白。”闻者无不大笑。钱泳就此感叹道,诗文“用意要深切,立辞要浅显”,古人的诸多名篇,不就是“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便成绝大文章”吗?钱泳觉得大白话完全可以入诗,“用得合拍便成佳句”。的确,“床前明月光”、“飞流直下三千尺”等名篇,正近似于大白话。作文也是同样的道理,“将眼面前数千字搬来搬去”而成“绝大文章”,不失为正途。

　　报道说该考生曾经把《资治通鉴》翻烂,用以佐证其古文功底之所从来。然读过此书的人都知道,《资治通鉴》的文字相当浅白,《绿色生活》作文中的大量生僻文字或许里面都有,但也只是散见,根本不影响阅读。笔者承认该考生的古文天才一面,但用法殊为不当。近几年来,每见剑走偏锋之作,从《赤兔之死》滥觞,到现在的骈体《绿色生活》,一个比一个显示出“学问”,该是舆论对此津津乐道所产生的歧途导向。

　　作者系南方日报 高级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