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立天：我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殊胜文缘

　　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前后共发表了七篇论文，约十几万言，内容涉及佛教人物、佛教哲学、佛教伦理、禅宗流派与考辨、儒佛思想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诸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学术研究轨迹，也记录了我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殊胜文缘，弥足珍贵。

　　早在1964年和1965年，我在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主办的《新建设》杂志和哲学研究所主办的《哲学研究》杂志上，先后发表了五篇文章。在与编辑的多次交往过程中，主办单位的学术品位和编辑人员的优良作风，给我留下了深刻、美好的印象。

　　1980年1月10日《中国社会科学》创刊号问世，立即引起我的关注，激发我的兴致。我将当时研究佛教的成果《论竺道生的佛学思想》投寄给该杂志编辑部，不久便在1980年第4期刊出。自此以后，直到2005年第4期发表的《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宗教观》，我在《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前后共发表了七篇论文，约十几万言，内容涉及佛教人物、佛教哲学、佛教伦理、禅宗流派与考辨、儒佛思想比较，以及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等诸方面，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的学术研究轨迹，也记录了我与《中国社会科学》的殊胜文缘，弥足珍贵。

　　《中国社会科学》是综合性哲学社会科学杂志，主要发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界最新的、最重要的研究成果。该杂志给我最强烈的感受是她的两大优长：一是提倡创新。杂志鼓励原创性，要求论文要有新资料、新见解、新观点，坚决排除重复旧说和陈词滥调；二是提倡严谨的学风和朴实的文风。要求论文写作力求具有真知灼见，根据可靠，论证周密，文字准确鲜明，风格清新。杂志对作者论文的要求，成为我写作的动力和追求。使我在写作论文时，注意立言、意旨、谋篇、布局、逻辑、修辞，坚持严要求，力求高标准，以达到新境界。

　　经过30 年的不懈努力，《中国社会科学》成为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中学术品位最高、最具权威性、最富影响力的顶尖刊物，是我国哲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一面耀眼的旗帜。《中国社会科学》的影响和作用是有目共睹的，集中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直接有力地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学术事业的繁荣和发展；通过刊发对重大问题的高水平研究成果，推动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和发展；引领我国数以千计的哲学社会科学刊物向更高标准和水平不断迈进；培养、扶持作者，推动作者不断攀登学术高峰。

　　《中国社会科学》取得如此骄人的成就不是偶然的。我以为其原因有：科学的刊物定位和办刊宗旨；中国社会科学院强大的整体实力的支撑；高素质的编辑队伍，以及拥有充沛的作者群和广大的读者群。我认为，值此《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创刊30周年之际，认真地、深入地总结刊物创办的成功经验，进而推广其成功经验，是一件十分有意义的事情。

　　在长达30年的漫长岁月里，也积累了我与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的一些同志学术交往、交流的美好记忆。他们对编辑工作极端认真负责，对作者的态度又十分亲切温暖。他们或约我去编辑部商谈稿件的修改事宜，或在我的稿件刊出后来寒舍回访，交流学术。对于在学术交流过程中，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诸益友给我的真情、友情、恩情，我将铭记在心，永不忘怀。

　　最后，我还要衷心祝愿而立之年的《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为繁荣我国的哲学社会科学事业，不断作出新的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 方立天